关于认真贯彻执行《人民检察院刑事赔偿工作规定》的通知
作者:法律资料网 时间:2024-07-03 00:46:00 浏览:8480
来源:法律资料网
下载地址: 点击此处下载
关于认真贯彻执行《人民检察院刑事赔偿工作规定》的通知
关于认真贯彻执行《人民检察院刑事赔偿工作规定》的通知
高检发刑申字[2000]1号
2000年12月28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军事检察院，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人民检察院：
为依法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规范检察机关的刑事赔偿工作，解决赔偿工作中存在的实际问题，保证《国家赔偿法》的统一实施，最高人民检察院对《人民检察院刑事赔偿工作暂行规定》进行了修改，并对人民检察院刑事赔偿法律文书进行了修改和增补。修改后的《人民检察院刑事赔偿工作规定》（以下简称《赔偿工作规定》）已经最高人民检察院第九届检察委员会第七十三次会议讨论通过，现印发各地执行。就执行中的有关事项特通知如下：
一、积极办理刑事赔偿案件，切实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依法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是这次修改完善《赔偿工作规定》的重要出发点和指导原则。各级人民检察院要从维护司法公正，促进社会稳定，保护受害人合法权益的高度，切实重视赔偿工作、积极办理刑事赔偿案件，坚决克服怕赔思想和办理刑事赔偿案件影响检察机关声誉的错误观念，积极受理，依法立案，不得以任何借口对公民的赔偿申请不予受理，也不得以任何借口对符合立案条件的赔偿案件不予立案。
二、认真审查，严格把好确认关。确认是办理刑事赔偿案件之前的重要审查程序，必须认真区分不同情况，严格按照法律规定办理。对于《赔偿工作规定》第七条“以确认论”的九种情形，只要当事人提出赔偿申请，必须进入赔偿程序办理，不允许再行确认，更不允许拖着不办。对于证据不足案件的确认，要区分不同情况，该确认的要依法确认，不允许以确认为借口一律不予确认。
三、严格依照赔偿程序，依法作出赔偿决定。各级人民检察院要认真负责，严格依照《国家赔偿法》规定的赔偿程序办理案件，对当事人的赔偿请求要及时作出赔偿决定，不得逾期不作答复。该赔偿的一定要赔，不能在赔偿范围、赔偿数额和赔偿方式上打折扣。对不属于赔偿范围但检察机关确有违法行为的，要通过善后或者其他方式进行解决。
四、认真负责地做好赔偿决定的执行工作。各级人民检察院对于赔偿义务机关作出的赔偿决定，复议机关的复议决定以及人民法院的赔偿决定，要都不折不扣地认真执行，确保落到实处。对于查封、扣押、冻结、追缴的当事人财产，一旦作出返还决定，就要立即执行，决不含糊。一时返还有困难的，要主动做好当事人的思想工作，并积极想办法予以返还。
五、《赔偿工作规定》下发前受理的刑事赔偿案件，按原《人民检察院刑事赔偿工作暂行规定》办理。
各地在执行《赔偿工作规定》中，应加强调查研究，对重大疑难问题要及时层报最高人民检察院刑事赔偿工作办公室。
附件：人民检察院刑事赔偿法律文书及工作文书样式(略)
下载地址: 点击此处下载
关键词: 行政诉讼/诉讼调解/法院协调
内容提要: 从诉讼调解的本意来看，行政诉讼中不应存在法院主持的、对被诉行政行为合法性审查问题在双方当事人之间进行调解的机制。目前法院在审理行政案件时所进行的不是也不应当是调解，而是协调。协调是指法院在审理行政案件的过程中主动运用法律的基本原则和具体规定，在双方当事人之间，以及其他相关各方之间进行的协商、调停、沟通、探索案件处理办法的活动。对其加以考察和关注，是正视现实的需要。从实现法治的角度而言，允许协调的存在是一件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情。
行政诉讼中能否适用调解、和解的争论由来已久。《行政诉讼法》禁止人民法院在对行政案件进行合法性审查时适用调解。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撤诉若干问题的规定》虽然没有使用“调解”或“协调”的字眼，但普遍被理论界和司法实际部门认为是默认调解、和解存在并试图加以规范的一个正式规定（注：实际上，这个司法解释并未规定调解、和解，而只是对如何“依法审查行政诉讼中行政机关改变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及当事人申请撤诉的行为”加以规范，并未涉及行政机关改变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及当事人申请撤诉以外的内容。其中对被告改变具体行政行为的要求不能理解为法院主持调解的原则要求。）。究竟应该如何看待行政诉讼中的调解，协调又有着怎样的含义，这需要考量行政诉讼的现实状况，做一番正本清源的形而上之研究。
一、对调解本意的必要反思
概念是界定和认识事物的基础，也是讨论和对话的前提。行政诉讼中能否适用调解，前提是对调解概念有统一的认识，否则缺乏对话的基础。调解的基本意思，是指在一个中立而权威的第三方的主持、引导和促进下，通过争议当事人自己的协商，达成一致的协议，以解决彼此间纠纷的一种法律机制。它既不同于完全基于当事人相互的协商、妥协的和解，也不同于基于第三方的权威性裁决的仲裁、行政裁决和司法裁判。如果从纠纷解决机制角度加以细致考察，可以发现，人们在使用调解一词时，还是有多重所指的。调解有时候是指解决纠纷的途径，即是指通过何种路径实现纠纷的解决，如人民调解和行政调解（注：我国目前不存在作为行政救济途径的行政调解，但是，有作为民事救济途径的行政调解，《海上交通安全法》（1983年9月2日通过）第46条规定：“因海上交通事故引起的民事纠纷，可以由主管机关调解处理，不愿意调解或调解不成的，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类似的规定还有如《大气污染防治法》（2000年修订）第62条，《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04年12月29日修订）第84条。）。调解可以指在其他纠纷解决途径如诉讼途径、仲裁途径中运用的结案方式，即在纠纷处理过程中双方达成调解协议从而以调解方式结案。有时候，调解也指在诉讼、仲裁等纠纷解决途径中所使用的方法，比如说案件审理过程中法官进行了调解，但未成功，进而做出了判决。
案件能否调解，基本的前提是当事人具有实体上的处分权。民事案件中之所以能够适用调解，就是因为双方当事人有实体上的处分权。如果没有处分权，没有对实体权利的放弃，案件不存在调解的余地。当然，所谓的实体权利仅仅是想象的，正如后文将要论述，调解正是在实体权利义务关系并未明晰的情况下进行的。
由于行政诉讼法未规定调解，让我们先回到民事诉讼领域进行一番探究。《民事诉讼法》第85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在事实清楚的基础上，分清是非，进行调解。”第88条规定：“调解达成协议，必须双方自愿，不得强迫。调解协议的内容不得违反法律规定。”依此两条规定，法院调解的要求是：第一，当事人自愿；第二，案件事实清楚；第三，在分清是非之后达成的调解协议的内容不得违反法律规定。对此，笔者认为，调解应当自愿，毫无疑问。但是，调解要求事实清楚和不违反法律规定显然不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
首先，调解的基础是否是事实清楚？案件之所以需要调解往往就是因为事实不清楚。如果当事人（至少是一方当事人）认为事实清楚，案件结果预期明确，或者认为法官能够做出判断，往往不存在调解的情况。双方对事实的认识不一致，对案件的处理结果预期不明，法官也可能很难从现有的证据材料中发现客观真实做出判断，在这样的情况下才可能需要调解。这里所说的是“法官也可能很难从现有的证据材料中发现客观真实做出判断”，是从当事人角度所做的分析，当事人双方，或者至少有一方，认为案件结果难以预测，不知结果是否对自己有利。也就是说，第一，双方对案件事实认识不一致；第二，双方对“法官也难以下判”，倒是有着基本一致的判断。从法院来说，案件一旦受理，不管案件证据情况如何、当事人是否完成了自己的举证责任，法院总是要做出最后的判断的。这个时候证明标准就很重要了，作为主审法官，需要结合案件的情况和证明标准做出自己的判断，得出心证结论。因此，从法律上说，为使案件公正、顺利解决，调解在程序上应当以当事人充分举证、案件进行了必要的证据交换为前提（注：这里所说的证据交换，并非法定的证据交换制度，而是从原则上分析调解的程序前提。这种研究，并非在进行某种制度设计。）。所以，在事实问题上，调解的前提并非事实清楚，而是需要经过证据交换，当事人了解对方所掌握的证据。
当然，民事案件的性质决定了当事人可以自由处分自己的实体权利，因而在民事诉讼的任何阶段都可以进行调解，正如当事人在任何时候都可以进行和解一样。但这里隐含的一个意思是基于当事人具有完全的处分权，民事诉讼并不必讲求案件的公正解决。但是，一个案件之所以进入诉讼，就是因为当事人之间存在纷争，存在难以和解的情况。当事人到法院来是为了获得裁判。一旦案件进入诉讼程序，尽管随时可以和解，但如果法院要进行调解，则应当遵循起码的公正程序。
其次，调解协议的内容是否不得违反法律规定？事实是否清楚与调解协议内容是否违法密不可分。但仅就调解协议内容来说，就某个特定的案件而言，其调解协议内容完全依法是不可能，也是不必要的。只能说调解不得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不得侵犯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至于不损害某一方的权益可就说不准了，因为由于事实不清，权益和损害本身都是难以明确的。顾培东认为，调解所追求的主要是冲突权益的处置及补偿结果。“英国法社会学家科特威尔对调解的特征作过描述：第一，在调解中，双方通常选择一个彼此都能接受的第三方；第二，第三方并不试图运用现有的法律规范来解决双方的冲突，而是对冲突双方提出的观点和要求策划一种妥协与和解的办法；第三，调解人力求提出明智的冲突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冲突的建议，避免使双方中任何一方认为这一建议是完全错误的，并使双方都对结果感到满意。由此可见，在解决冲突的若干不同效果中，调解所追求的仅是冲突和对抗的消弭。为了实现这一效果，在西方国家，甚至常常以损害法律原则为代价。”[1]所以，调解不能要求不违背法律或者法律的基本原则。法律都是根据基本原则制定的，理论上说，不应当有违背基本原则的法律。以继承案件为例，男女平等是我国法律的基本原则，这个原则也贯彻在继承法之中。但是，在继承案件中运用调解方式处理案件时，男女平等的原则很可能是会放在一边的，特别是在农村。调解的实质是寻求冲突解决方案。对案件进行调解，就不在乎追究对错是非，不在于追究责任，而在于解决纠纷。从这个角度说调解是“和稀泥”，在某种程度上是正确的。2004年11月1日起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没有对案件事实是否清楚和协议内容是否合法等做出进一步规定，而只是规定在哪些情况下的调解是不被允许的。其第12条：“调解协议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不予确认：（1）侵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2）侵害案外人利益的；（3）违背当事人真实意思的；（4）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禁止性规定的。”
总之，调解是指由一个中立公正的第三方对当事人双方之间的纠纷进行调停、斡旋，寻求解决方案的机制。法院对案件进行调解的实体前提是当事人有处分权，程序前提应当是案件进行了必要的证据交换，双方当事人了解对方所掌握的证据。就其与法律的关联来说，调解不能违背法律的禁止性规定。
二、行政诉讼中能否适用调解的讨论
行政诉讼中能否适用调解问题，在行政诉讼法起草过程中就是一个争议较大的问题。而行政诉讼法实施以后的司法实践现状，则再次将这个问题纳入人们讨论的视野。1998年以来，有关此主题的论文大量发表，不少学者主张，行政诉讼应设立调解原则，认为行政诉讼中不能适用调解的诸观点均不能成立，有学者甚至进一步探讨了调解适用的范围以及程序（注：以“行政诉讼调解”为题检索中国知网（CNKI），1981-2010总共有132篇论文，其中核心期刊论文14篇。该数据库核心期刊的认定标准为北京大学《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
关于行政诉讼中能否适用调解，最主要的争论就是行政机关的处分权问题。行政诉讼中不能适用调解的观点，主要理由是基于公权力不得自由处分之原理。认为行政诉讼争议的是被告行政机关的公权力行使问题，这种权力对于行政机关来说，既是职权也是职责，行政机关必须依法严格履行，而不得放弃、转让或作其他处分。由于行政机关不享有实体处分权，因此，以当事人享有实体处分权为存在基础的诉讼调解在行政诉讼中没有生存空间。除了公权力不能处分以外，否定行政诉讼中调解适用可能性的观点往往还基于这样几个理由：（1）行政主体的行政裁量权不是任性或任意裁量权，法律留给行政主体以裁量的权力，旨在使行政主体针对实际情况作出最合理的决定。因此，即使在行政裁量权范围内，行政主体也不得任意处分。（2）行政诉讼的中心问题是裁断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而不仅仅是为了平息争议、解决纠纷。不能为了解决争议而允许行政主体处分其职权。（3）如果行政诉讼可以调解，行政主体为避免败诉，可能会以公共利益为交易代价以获取行政相对人的宽宥，致使无法及时纠正其违法行为。（4）在资源、信息等方面处于强势的行政主体可能会使用威胁、恐吓等手段迫使行政相对人作出无限度的让步，导致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保护，有违《行政诉讼法》的初衷。[2][3]当然，肯定论者对此都一一予以驳斥，并认为，在行政诉讼中适用调解不仅在理论上说得通，从实际情况来看，甚至还很有必要。（注：相关讨论的综述见林莉红、赵清林：《回顾与反思：七年来我国行政诉讼法学的新发展》，载《中国行政法之回顾与展望——中国行政法二十年博鳌论坛暨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2005年年会论文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年12月版。）
笔者认为，除了行政赔偿、行政补偿以外，行政诉讼中不能适用调解，包括划定范围的调解。如行政奖励、行政裁决、行政合同，虽然存在一定的行政裁量空间，但在当下的环境中，也是不宜允许行政机关自由处分，因而不应允许调解的。
第一，公权力不得自由处分。即使行政机关有自由裁量权，也不能认为行政机关是在自由处分这种裁量权。自由裁量权只是赋予行政机关根据案件的情况做出机动灵活处理的权限，并不是在随意处分公权力。这与前述调解的基础是实体上的处分权，即“放弃”权利是不同的。基于此，笔者仍然认同调解的基础在于案件本身的民事性质，如行政赔偿、行政补偿。
在当下的法治环境和法治意识背景下，公权力尤其不得自由处分。其实，公权力不得自由处分原则也不是绝对的。随着历史发展和法治环境改善，也有可能发生变化。实际上，公权力特征最为明显的是在刑事诉讼中。而刑事诉讼中辩诉交易就是和解。在美国，70%刑事案件是辩诉；交易结案的[4]。域外也有行政诉讼和解的规定。（注：德国行政法院法第106条；我国台湾地区“行政诉讼法”第219条。）公权力是否可以自由处分，涉及相互关联的两个因素，其一，国家的法治环境和人们的法治意识；其二，行政诉讼法的立法目的。在某种特定的法治环境和法治意识的背景下，行政诉讼中能否适用调解，则需要根据行政诉讼法的立法目的来确定。当法治成为社会的共识时，当所有公权力的行使者都秉承公平正义理念去行事时，放心地让行政机关“自由”处分公权力也许成为可能。而行政诉讼法的立法目的仅仅是解决纠纷，化解和消除冲突，则调解毫无疑问可以加以适用；如果行政诉讼法的立法目的不仅仅是解决纠纷，而更重要的是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和保障公民权利，则调解需要慎重考虑。所以，公权力的处分并不是案件是否可以调解的关键。这就涉及另一个问题：对中国现实的考量。
第二，正确看待当下的现实。行政诉讼中可以适用调解的观点强调调解的现实需要，笔者认为，这种所谓现实需要完全是无稽之谈。行政诉讼实践中大量运用调解并不表明调解当然具有正当性。一个显见的事实就是只有当具体行政行为在事实上或者法律上出现问题时，被告才会接受调解。如果具体行政行为主体合法，事实清楚、程序适当、适用法律正确，被告是不会接受调解的。据笔者观察，实践中甚至是只要被诉行政行为大致符合法律规定，被告都是不会接受调解。如果法律规定行政诉讼中可以适用调解，很可能行政诉讼中就不会有被告败诉的判决作出，甚至不会有判决的作出了。因此，当法治尚未成为社会的共识时，当行政机关对待行政诉讼的原告还是“你告我是一阵子，我管你是一辈子”的心态时，认同任何范围的调解，都可能是对行政机关违法的放任。在认为行政诉讼具有监督行政和救济权利的性质与功能基础上，若调解仅在被诉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时运用，则显然没有也罢。在实行依法行政不久，在刚刚提出建设法治政府的中国，如果行政诉讼成为迁就被告之诉，则是中国法治建设的悲哀，也是所有法律人所不愿意看到的。
三、行政诉讼中运用协调的现实情形
尽管我国《行政诉讼法》规定除了赔偿诉讼外，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不得适用调解，然而，在审判实践中大量存在所谓调解现象，经法院调解后原告撤诉甚至成为一些法院行政案件主要的结案方式。立法上的禁止与实践中大量运用的悖论现象确实值得我们思考和探究。
经过考察，笔者认为，目前法院在审理行政案件时所进行的不是也不应当是调解，而是协调。法院在行政案件处理过程中做了大量的协调工作，这种工作并不是本来意义的调解。尽管行政诉讼立法遵循逐步扩大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原则，发生行政纠纷后很多案件进入了行政审判。而法院把案件“收进来”之后，却面对由于行政机关决策失误、管理水平低下、现行行政法规范缺乏应对等原因所带来的诸多问题，很难依据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对案件作出判决。但是，作为审判机关，法院是必须要把案件“送出去”，即是要结案的。无论采取判决方式还是撤诉方式，或者其他方式，法院终归要对案件作出一个处理或者说结论。既然不能依据行政诉讼法的规定作出判决，就得想其他办法，再利用现行法律允许的方式结案，这就是协调存在的原因。对此，实践中有多种需要协调处理行政案件的情况。
（一）行政机关的管理水平和能力跟不上时代发展而需要协调
有些案件是由于行政机关管理水平问题而出现的差错，比如程序上、证据上，以及适用法律上的一些问题等。这种情况下，被诉的具体行政行为确实违法，法院应当判决撤销。由于行政行为涉及复杂的多方主体，对原告来说，法院撤销被诉的具体行政行为仅仅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这种情况在行政裁决、行政确认等领域比较多发。由于涉及案外多方当事人的行为，需要具有一定权威性的主体进行各方的协调工作，这时，法院的协调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一位行政庭的法官描述了这样一则真实案例。某村村委会将集体所有的土地5. 62亩发包给村民杨某承包经营，镇政府为其颁发了《农户承包集体土地经营证》，承包期30年。后县政府又将杨某承包土地中的140平方米批给了第三人严某建房。杨某不服诉至法院，法院做出了撤销严某建设用地批准通知书的判决，但第三人房屋已建成并居住，原告减少的土地不但未得到解决，而且在二轮承包时县政府为其颁发的承包经营证，承包的土地又减少2亩多。杨某再次诉至法院，要求撤销三个承包经营证。本案行政行为违法，依法应当判决撤销。但农村实行承包责任制时间较长，农户的人口和土地情况变化较大，二轮承包涉及调整农民承包土地户数较多，简单的判决撤销，可能引起较大的波动，不利于农村土地承包的稳定。颁发承包经营证的行政行为虽然判决撤销了，原告减少的土地仍很难得到解决，案结事不能了，不利于稳定。为此，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加大了协调力度，杨某所在的村委会用机动地，将杨某先后减少的承包地全部补上，签订了承包合同，被告为其颁发了经营证，杨某也主动放弃了其他请求，撤回了起诉。（注：湖北省保康县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陈道明：《从一件农村承包经营权案件的处理看行政诉讼协调制度》。中国法院网：http：//blog. chinacourt. org/wp-profile1. php？ author=11966，最后访问日期，2010年7月12日。）有的案件，并非被诉行政行为违法而是相关的行政行为有问题，法院难以简单地一判了之。如国土局处罚某公司违法占地，而该公司之所以违法占地，是之前当地政府招商引资时承诺土地等事宜由政府办理，后政府又因为各种原因未给予办理。原告在收到国土部门处罚时，对处罚行为提起诉讼。从国土局的处罚决定看，无论是事实依据、法律依据还是处罚程序都是合法的，但如果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很可能由此引起更多的矛盾，导致社会的不安定因素。由于行政机关整体管理水平低下，行政决定相互冲突，法院单单审查进入诉讼的行政行为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这种情况下，法院往往需要在多个行政机关之间，以及行政机关与原告之间进行协调工作，促使争议最终获得解决。
（二）基于案件事实和证明标准确定的困难而需要协调
河南省郑州市人大常委会
郑州市农业投资保障条例
（2010年8月27日郑州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 2010年11月26日河南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批准）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保障农业投资稳定增长和合理使用，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及投资效益，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农业，是指种植业、林业、畜牧业、渔业，以及直接为上述各业服务的水利、农机、气象和农业科研等项事业。
本条例所称农业投资，是指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金融机构、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其他组织和个人，用于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农业科学技术的开发与推广等方面的资金投入。
第三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农业投资的筹集、使用、管理和监督，适用本条例。
第四条 农业投资应当坚持政府主导、多方筹集、统筹安排、保证重点、严格管理、注重效益的原则。
第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负责农业投资的组织领导工作。
发展和改革、财政、农业、林业、畜牧、国土资源、科技、水务、气象、审计、统计等部门，应当依照各自的职责，做好农业投资的筹集、使用、管理和监督工作。
第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把农业投资纳入本地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以及财政预算，组织编制农业投资规划和年度投资计划，保障财政支出优先支持农业发展，预算内固定资产投资优先投向农业基础设施建设。
第七条 金融管理机构对各金融机构的农业信贷投资工作，进行协调、管理和监督。
第八条 各级人民政府对在农业投资工作中取得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应当给予表彰或奖励。
第二章 资金筹集
第九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完善包括财政投资、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和农业劳动者投资、信贷投资、社会投资和利用外资等在内的多层次、多渠道、多元化农业投资体系。
第十条 市、县（市、区）财政每年对农业投资的增长幅度应当高于同级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幅度。
市本级和各区技术研究与开发费用用于农业的部分，应当不低于百分之二十；县（市）技术研究与开发费用用于农业的部分，应当不低于百分之三十。
应对特大自然灾害所需资金，由财政根据实际需要另行安排。
第十一条 上级人民政府或有关部门拨付的用于农业投资项目的资金，不计入本级财政经常性农业投资。
第十二条 上级人民政府或有关部门安排的农业基本建设项目及农业综合开发、农业产业化经营等专项农业项目，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按照规定的比例及时足额安排配套资金。
第十三条 按照国家规定计提的农业土地开发资金、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和各级国土资源部门征收的耕地开垦费、土地复垦费和土地闲置费等土地专项资金，应当专项用于基本农田建设、土地整理、复垦和耕地开发。
第十四条 金融机构应当拓宽信贷领域，及时为农业发展提供服务，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做好农业贷款的发放工作。农业政策性贷款应当按照批准的计划和要求执行。
第十五条 使用财政拨付农业资金或者农业信贷资金的农业项目承担单位和个人，应当按规定足额投入自筹资金。
第十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当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制定优惠政策，鼓励、引导各类经济组织、社会团体及个人增加农业投资，扩大利用境内外投资的范围和规模。
第三章 资金使用
第十七条 财政投入的农业资金，可采用无偿、贷款贴息等使用方式。具体办法由市人民政府制定。
第十八条 财政投入的农业资金主要用于下列方面：
（一）农业基础设施建设；
（二）农业结构调整和特色农业发展；
（三）蔬菜、水产品等重要农产品生产基地和农业科技示范园区建设；
（四）农产品加工和农业产业化经营；
（五）农产品质量检验监测、农产品市场和信息服务体系建设；
（六）农业新品种选育、引进、推广；
（七）农业科研教育、农业技术推广和农民培训；
（八）土地整理复垦开发、耕地质量动态监测和保护系统建设；
（九）林业生态建设和农业环境保护；
（十）动植物检疫、防疫体系建设；
（十一）农业机械化服务体系建设；
（十二）农业气象服务和农村气象灾害防御体系建设；
（十三）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和农业环境的其他事项。
第十九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落实农业补贴制度，完善农资综合补贴动态调整机制，增加对农业的补贴性投资。
第二十条 农业投资应当及时拨付，专款专用，禁止挪用、截留和挤占。
第四章 管理与监督
第二十一条 各级人民政府编制年度政府投资计划以及财政预算，应当按照本条例规定，安排农业投资计划，经同级人民代表大会批准后执行。非经法定程序，不得随意变更。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向同级人民代表大会或其常务委员会报告计划和预算执行情况时，应就农业资金的筹集、使用情况作出说明。
第二十二条 发展和改革部门负责农业投资的下列管理和监督工作：
（一）会同有关部门编制农业投资规划和年度投资计划；
（二）审批或审查上报农业基本建设投资项目；
（三）监督检查农业基本建设投资的使用情况。
第二十三条 财政部门负责农业资金的下列管理和监督工作：
（一）编制财政投入农业资金的预算；
（二）及时、足额拨付本级财政投入农业的资金和有关项目的配套资金；
（三）会同有关部门筹集有关农业专项资金，并实施财务管理；
（四）监督检查财政投入农业的资金使用情况。
第二十四条 科技部门负责农业科技投资的下列管理和监督工作：
（一）编制技术研究与开发费用中用于农业部分的计划；
（二）会同农业、林业、畜牧、水务、气象等部门审批财政投入的重要农业科技投资项目；
（三）监督检查技术研究与开发费用中用于农业科技投资的管理使用情况。
第二十五条 国土资源部门负责土地整理复垦开发项目的管理和监督工作。
第二十六条 农业、林业、畜牧、水务、气象等部门，应根据本市农业投资计划编制本行业的农业资金使用计划，按规定管理、使用农业资金，监督检查有关农业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第二十七条 审计部门负责对农业投资预算执行情况和重要投资项目资金的筹集、管理和使用情况进行审计监督，并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告审计结果。
第二十八条 统计部门应当建立和完善农业投资统计制度，对农业资金和农业基本建设投资项目进行统计调查和统计监督。有关部门和单位应当按规定如实向统计部门报送农业投资统计资料。
第二十九条 乡级人民政府负责管理、使用上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拨付和自筹的农业资金。
第三十条 农业投资项目由单位或个人向项目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经过评估，择优立项，并按规定实行公开招标，确保农业投资的使用效益。
第三十一条 农业投资项目应当按照规定实行合同制、项目资金管理责任制和项目法人责任制等管理制度。
第三十二条 农业投资项目的承担单位应加强对投入资金的管理，提高农业资金的使用效益，接受有关单位或个人的监督。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市、县（市、区）人民政府或其有关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可根据情节轻重，对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未按规定编制财政预算和农业资金使用计划，或者未及时、足额拨付、投放农业资金，影响农业投资项目实施的；
（二）滥用职权、以权谋私、失职渎职，造成农业资金损失的；
（三）改变农业资金使用范围或者挪用、挤占、截留、贪污农业资金的；
（四）弄虚作假，骗取农业资金的；
（五）不按规定接受监督检查的。
第三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有关法律、法规有处罚规定的，由有关部门按照规定处罚。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五条 本条例自2011年1月1日起施行。1999年10月29日郑州市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1999年11月25日河南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批准的《郑州市农业投资保障条例》同时废止。
内容提要: 从诉讼调解的本意来看，行政诉讼中不应存在法院主持的、对被诉行政行为合法性审查问题在双方当事人之间进行调解的机制。目前法院在审理行政案件时所进行的不是也不应当是调解，而是协调。协调是指法院在审理行政案件的过程中主动运用法律的基本原则和具体规定，在双方当事人之间，以及其他相关各方之间进行的协商、调停、沟通、探索案件处理办法的活动。对其加以考察和关注，是正视现实的需要。从实现法治的角度而言，允许协调的存在是一件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情。
行政诉讼中能否适用调解、和解的争论由来已久。《行政诉讼法》禁止人民法院在对行政案件进行合法性审查时适用调解。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撤诉若干问题的规定》虽然没有使用“调解”或“协调”的字眼，但普遍被理论界和司法实际部门认为是默认调解、和解存在并试图加以规范的一个正式规定（注：实际上，这个司法解释并未规定调解、和解，而只是对如何“依法审查行政诉讼中行政机关改变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及当事人申请撤诉的行为”加以规范，并未涉及行政机关改变被诉具体行政行为及当事人申请撤诉以外的内容。其中对被告改变具体行政行为的要求不能理解为法院主持调解的原则要求。）。究竟应该如何看待行政诉讼中的调解，协调又有着怎样的含义，这需要考量行政诉讼的现实状况，做一番正本清源的形而上之研究。
一、对调解本意的必要反思
概念是界定和认识事物的基础，也是讨论和对话的前提。行政诉讼中能否适用调解，前提是对调解概念有统一的认识，否则缺乏对话的基础。调解的基本意思，是指在一个中立而权威的第三方的主持、引导和促进下，通过争议当事人自己的协商，达成一致的协议，以解决彼此间纠纷的一种法律机制。它既不同于完全基于当事人相互的协商、妥协的和解，也不同于基于第三方的权威性裁决的仲裁、行政裁决和司法裁判。如果从纠纷解决机制角度加以细致考察，可以发现，人们在使用调解一词时，还是有多重所指的。调解有时候是指解决纠纷的途径，即是指通过何种路径实现纠纷的解决，如人民调解和行政调解（注：我国目前不存在作为行政救济途径的行政调解，但是，有作为民事救济途径的行政调解，《海上交通安全法》（1983年9月2日通过）第46条规定：“因海上交通事故引起的民事纠纷，可以由主管机关调解处理，不愿意调解或调解不成的，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类似的规定还有如《大气污染防治法》（2000年修订）第62条，《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法》（2004年12月29日修订）第84条。）。调解可以指在其他纠纷解决途径如诉讼途径、仲裁途径中运用的结案方式，即在纠纷处理过程中双方达成调解协议从而以调解方式结案。有时候，调解也指在诉讼、仲裁等纠纷解决途径中所使用的方法，比如说案件审理过程中法官进行了调解，但未成功，进而做出了判决。
案件能否调解，基本的前提是当事人具有实体上的处分权。民事案件中之所以能够适用调解，就是因为双方当事人有实体上的处分权。如果没有处分权，没有对实体权利的放弃，案件不存在调解的余地。当然，所谓的实体权利仅仅是想象的，正如后文将要论述，调解正是在实体权利义务关系并未明晰的情况下进行的。
由于行政诉讼法未规定调解，让我们先回到民事诉讼领域进行一番探究。《民事诉讼法》第85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在事实清楚的基础上，分清是非，进行调解。”第88条规定：“调解达成协议，必须双方自愿，不得强迫。调解协议的内容不得违反法律规定。”依此两条规定，法院调解的要求是：第一，当事人自愿；第二，案件事实清楚；第三，在分清是非之后达成的调解协议的内容不得违反法律规定。对此，笔者认为，调解应当自愿，毫无疑问。但是，调解要求事实清楚和不违反法律规定显然不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
首先，调解的基础是否是事实清楚？案件之所以需要调解往往就是因为事实不清楚。如果当事人（至少是一方当事人）认为事实清楚，案件结果预期明确，或者认为法官能够做出判断，往往不存在调解的情况。双方对事实的认识不一致，对案件的处理结果预期不明，法官也可能很难从现有的证据材料中发现客观真实做出判断，在这样的情况下才可能需要调解。这里所说的是“法官也可能很难从现有的证据材料中发现客观真实做出判断”，是从当事人角度所做的分析，当事人双方，或者至少有一方，认为案件结果难以预测，不知结果是否对自己有利。也就是说，第一，双方对案件事实认识不一致；第二，双方对“法官也难以下判”，倒是有着基本一致的判断。从法院来说，案件一旦受理，不管案件证据情况如何、当事人是否完成了自己的举证责任，法院总是要做出最后的判断的。这个时候证明标准就很重要了，作为主审法官，需要结合案件的情况和证明标准做出自己的判断，得出心证结论。因此，从法律上说，为使案件公正、顺利解决，调解在程序上应当以当事人充分举证、案件进行了必要的证据交换为前提（注：这里所说的证据交换，并非法定的证据交换制度，而是从原则上分析调解的程序前提。这种研究，并非在进行某种制度设计。）。所以，在事实问题上，调解的前提并非事实清楚，而是需要经过证据交换，当事人了解对方所掌握的证据。
当然，民事案件的性质决定了当事人可以自由处分自己的实体权利，因而在民事诉讼的任何阶段都可以进行调解，正如当事人在任何时候都可以进行和解一样。但这里隐含的一个意思是基于当事人具有完全的处分权，民事诉讼并不必讲求案件的公正解决。但是，一个案件之所以进入诉讼，就是因为当事人之间存在纷争，存在难以和解的情况。当事人到法院来是为了获得裁判。一旦案件进入诉讼程序，尽管随时可以和解，但如果法院要进行调解，则应当遵循起码的公正程序。
其次，调解协议的内容是否不得违反法律规定？事实是否清楚与调解协议内容是否违法密不可分。但仅就调解协议内容来说，就某个特定的案件而言，其调解协议内容完全依法是不可能，也是不必要的。只能说调解不得违反法律的禁止性规定，不得侵犯国家和社会公共利益。至于不损害某一方的权益可就说不准了，因为由于事实不清，权益和损害本身都是难以明确的。顾培东认为，调解所追求的主要是冲突权益的处置及补偿结果。“英国法社会学家科特威尔对调解的特征作过描述：第一，在调解中，双方通常选择一个彼此都能接受的第三方；第二，第三方并不试图运用现有的法律规范来解决双方的冲突，而是对冲突双方提出的观点和要求策划一种妥协与和解的办法；第三，调解人力求提出明智的冲突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冲突的建议，避免使双方中任何一方认为这一建议是完全错误的，并使双方都对结果感到满意。由此可见，在解决冲突的若干不同效果中，调解所追求的仅是冲突和对抗的消弭。为了实现这一效果，在西方国家，甚至常常以损害法律原则为代价。”[1]所以，调解不能要求不违背法律或者法律的基本原则。法律都是根据基本原则制定的，理论上说，不应当有违背基本原则的法律。以继承案件为例，男女平等是我国法律的基本原则，这个原则也贯彻在继承法之中。但是，在继承案件中运用调解方式处理案件时，男女平等的原则很可能是会放在一边的，特别是在农村。调解的实质是寻求冲突解决方案。对案件进行调解，就不在乎追究对错是非，不在于追究责任，而在于解决纠纷。从这个角度说调解是“和稀泥”，在某种程度上是正确的。2004年11月1日起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没有对案件事实是否清楚和协议内容是否合法等做出进一步规定，而只是规定在哪些情况下的调解是不被允许的。其第12条：“调解协议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不予确认：（1）侵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的；（2）侵害案外人利益的；（3）违背当事人真实意思的；（4）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禁止性规定的。”
总之，调解是指由一个中立公正的第三方对当事人双方之间的纠纷进行调停、斡旋，寻求解决方案的机制。法院对案件进行调解的实体前提是当事人有处分权，程序前提应当是案件进行了必要的证据交换，双方当事人了解对方所掌握的证据。就其与法律的关联来说，调解不能违背法律的禁止性规定。
二、行政诉讼中能否适用调解的讨论
行政诉讼中能否适用调解问题，在行政诉讼法起草过程中就是一个争议较大的问题。而行政诉讼法实施以后的司法实践现状，则再次将这个问题纳入人们讨论的视野。1998年以来，有关此主题的论文大量发表，不少学者主张，行政诉讼应设立调解原则，认为行政诉讼中不能适用调解的诸观点均不能成立，有学者甚至进一步探讨了调解适用的范围以及程序（注：以“行政诉讼调解”为题检索中国知网（CNKI），1981-2010总共有132篇论文，其中核心期刊论文14篇。该数据库核心期刊的认定标准为北京大学《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
关于行政诉讼中能否适用调解，最主要的争论就是行政机关的处分权问题。行政诉讼中不能适用调解的观点，主要理由是基于公权力不得自由处分之原理。认为行政诉讼争议的是被告行政机关的公权力行使问题，这种权力对于行政机关来说，既是职权也是职责，行政机关必须依法严格履行，而不得放弃、转让或作其他处分。由于行政机关不享有实体处分权，因此，以当事人享有实体处分权为存在基础的诉讼调解在行政诉讼中没有生存空间。除了公权力不能处分以外，否定行政诉讼中调解适用可能性的观点往往还基于这样几个理由：（1）行政主体的行政裁量权不是任性或任意裁量权，法律留给行政主体以裁量的权力，旨在使行政主体针对实际情况作出最合理的决定。因此，即使在行政裁量权范围内，行政主体也不得任意处分。（2）行政诉讼的中心问题是裁断行政行为的合法性，而不仅仅是为了平息争议、解决纠纷。不能为了解决争议而允许行政主体处分其职权。（3）如果行政诉讼可以调解，行政主体为避免败诉，可能会以公共利益为交易代价以获取行政相对人的宽宥，致使无法及时纠正其违法行为。（4）在资源、信息等方面处于强势的行政主体可能会使用威胁、恐吓等手段迫使行政相对人作出无限度的让步，导致行政相对人的合法权益得不到有效保护，有违《行政诉讼法》的初衷。[2][3]当然，肯定论者对此都一一予以驳斥，并认为，在行政诉讼中适用调解不仅在理论上说得通，从实际情况来看，甚至还很有必要。（注：相关讨论的综述见林莉红、赵清林：《回顾与反思：七年来我国行政诉讼法学的新发展》，载《中国行政法之回顾与展望——中国行政法二十年博鳌论坛暨中国法学会行政法学研究会2005年年会论文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6年12月版。）
笔者认为，除了行政赔偿、行政补偿以外，行政诉讼中不能适用调解，包括划定范围的调解。如行政奖励、行政裁决、行政合同，虽然存在一定的行政裁量空间，但在当下的环境中，也是不宜允许行政机关自由处分，因而不应允许调解的。
第一，公权力不得自由处分。即使行政机关有自由裁量权，也不能认为行政机关是在自由处分这种裁量权。自由裁量权只是赋予行政机关根据案件的情况做出机动灵活处理的权限，并不是在随意处分公权力。这与前述调解的基础是实体上的处分权，即“放弃”权利是不同的。基于此，笔者仍然认同调解的基础在于案件本身的民事性质，如行政赔偿、行政补偿。
在当下的法治环境和法治意识背景下，公权力尤其不得自由处分。其实，公权力不得自由处分原则也不是绝对的。随着历史发展和法治环境改善，也有可能发生变化。实际上，公权力特征最为明显的是在刑事诉讼中。而刑事诉讼中辩诉交易就是和解。在美国，70%刑事案件是辩诉；交易结案的[4]。域外也有行政诉讼和解的规定。（注：德国行政法院法第106条；我国台湾地区“行政诉讼法”第219条。）公权力是否可以自由处分，涉及相互关联的两个因素，其一，国家的法治环境和人们的法治意识；其二，行政诉讼法的立法目的。在某种特定的法治环境和法治意识的背景下，行政诉讼中能否适用调解，则需要根据行政诉讼法的立法目的来确定。当法治成为社会的共识时，当所有公权力的行使者都秉承公平正义理念去行事时，放心地让行政机关“自由”处分公权力也许成为可能。而行政诉讼法的立法目的仅仅是解决纠纷，化解和消除冲突，则调解毫无疑问可以加以适用；如果行政诉讼法的立法目的不仅仅是解决纠纷，而更重要的是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和保障公民权利，则调解需要慎重考虑。所以，公权力的处分并不是案件是否可以调解的关键。这就涉及另一个问题：对中国现实的考量。
第二，正确看待当下的现实。行政诉讼中可以适用调解的观点强调调解的现实需要，笔者认为，这种所谓现实需要完全是无稽之谈。行政诉讼实践中大量运用调解并不表明调解当然具有正当性。一个显见的事实就是只有当具体行政行为在事实上或者法律上出现问题时，被告才会接受调解。如果具体行政行为主体合法，事实清楚、程序适当、适用法律正确，被告是不会接受调解的。据笔者观察，实践中甚至是只要被诉行政行为大致符合法律规定，被告都是不会接受调解。如果法律规定行政诉讼中可以适用调解，很可能行政诉讼中就不会有被告败诉的判决作出，甚至不会有判决的作出了。因此，当法治尚未成为社会的共识时，当行政机关对待行政诉讼的原告还是“你告我是一阵子，我管你是一辈子”的心态时，认同任何范围的调解，都可能是对行政机关违法的放任。在认为行政诉讼具有监督行政和救济权利的性质与功能基础上，若调解仅在被诉的具体行政行为违法时运用，则显然没有也罢。在实行依法行政不久，在刚刚提出建设法治政府的中国，如果行政诉讼成为迁就被告之诉，则是中国法治建设的悲哀，也是所有法律人所不愿意看到的。
三、行政诉讼中运用协调的现实情形
尽管我国《行政诉讼法》规定除了赔偿诉讼外，人民法院审理行政案件不得适用调解，然而，在审判实践中大量存在所谓调解现象，经法院调解后原告撤诉甚至成为一些法院行政案件主要的结案方式。立法上的禁止与实践中大量运用的悖论现象确实值得我们思考和探究。
经过考察，笔者认为，目前法院在审理行政案件时所进行的不是也不应当是调解，而是协调。法院在行政案件处理过程中做了大量的协调工作，这种工作并不是本来意义的调解。尽管行政诉讼立法遵循逐步扩大行政诉讼受案范围的原则，发生行政纠纷后很多案件进入了行政审判。而法院把案件“收进来”之后，却面对由于行政机关决策失误、管理水平低下、现行行政法规范缺乏应对等原因所带来的诸多问题，很难依据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对案件作出判决。但是，作为审判机关，法院是必须要把案件“送出去”，即是要结案的。无论采取判决方式还是撤诉方式，或者其他方式，法院终归要对案件作出一个处理或者说结论。既然不能依据行政诉讼法的规定作出判决，就得想其他办法，再利用现行法律允许的方式结案，这就是协调存在的原因。对此，实践中有多种需要协调处理行政案件的情况。
（一）行政机关的管理水平和能力跟不上时代发展而需要协调
有些案件是由于行政机关管理水平问题而出现的差错，比如程序上、证据上，以及适用法律上的一些问题等。这种情况下，被诉的具体行政行为确实违法，法院应当判决撤销。由于行政行为涉及复杂的多方主体，对原告来说，法院撤销被诉的具体行政行为仅仅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这种情况在行政裁决、行政确认等领域比较多发。由于涉及案外多方当事人的行为，需要具有一定权威性的主体进行各方的协调工作，这时，法院的协调具有很重要的意义。
一位行政庭的法官描述了这样一则真实案例。某村村委会将集体所有的土地5. 62亩发包给村民杨某承包经营，镇政府为其颁发了《农户承包集体土地经营证》，承包期30年。后县政府又将杨某承包土地中的140平方米批给了第三人严某建房。杨某不服诉至法院，法院做出了撤销严某建设用地批准通知书的判决，但第三人房屋已建成并居住，原告减少的土地不但未得到解决，而且在二轮承包时县政府为其颁发的承包经营证，承包的土地又减少2亩多。杨某再次诉至法院，要求撤销三个承包经营证。本案行政行为违法，依法应当判决撤销。但农村实行承包责任制时间较长，农户的人口和土地情况变化较大，二轮承包涉及调整农民承包土地户数较多，简单的判决撤销，可能引起较大的波动，不利于农村土地承包的稳定。颁发承包经营证的行政行为虽然判决撤销了，原告减少的土地仍很难得到解决，案结事不能了，不利于稳定。为此，法院在审理过程中加大了协调力度，杨某所在的村委会用机动地，将杨某先后减少的承包地全部补上，签订了承包合同，被告为其颁发了经营证，杨某也主动放弃了其他请求，撤回了起诉。（注：湖北省保康县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陈道明：《从一件农村承包经营权案件的处理看行政诉讼协调制度》。中国法院网：http：//blog. chinacourt. org/wp-profile1. php？ author=11966，最后访问日期，2010年7月12日。）有的案件，并非被诉行政行为违法而是相关的行政行为有问题，法院难以简单地一判了之。如国土局处罚某公司违法占地，而该公司之所以违法占地，是之前当地政府招商引资时承诺土地等事宜由政府办理，后政府又因为各种原因未给予办理。原告在收到国土部门处罚时，对处罚行为提起诉讼。从国土局的处罚决定看，无论是事实依据、法律依据还是处罚程序都是合法的，但如果法院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很可能由此引起更多的矛盾，导致社会的不安定因素。由于行政机关整体管理水平低下，行政决定相互冲突，法院单单审查进入诉讼的行政行为并不能真正解决问题。这种情况下，法院往往需要在多个行政机关之间，以及行政机关与原告之间进行协调工作，促使争议最终获得解决。
（二）基于案件事实和证明标准确定的困难而需要协调
郑州市农业投资保障条例
郑州市农业投资保障条例
（2010年8月27日郑州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 2010年11月26日河南省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批准）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保障农业投资稳定增长和合理使用，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及投资效益，促进农业和农村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及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条例所称农业，是指种植业、林业、畜牧业、渔业，以及直接为上述各业服务的水利、农机、气象和农业科研等项事业。
本条例所称农业投资，是指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金融机构、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其他组织和个人，用于农业基础设施建设、农业科学技术的开发与推广等方面的资金投入。
第三条 本市行政区域内农业投资的筹集、使用、管理和监督，适用本条例。
第四条 农业投资应当坚持政府主导、多方筹集、统筹安排、保证重点、严格管理、注重效益的原则。
第五条 各级人民政府负责农业投资的组织领导工作。
发展和改革、财政、农业、林业、畜牧、国土资源、科技、水务、气象、审计、统计等部门，应当依照各自的职责，做好农业投资的筹集、使用、管理和监督工作。
第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把农业投资纳入本地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以及财政预算，组织编制农业投资规划和年度投资计划，保障财政支出优先支持农业发展，预算内固定资产投资优先投向农业基础设施建设。
第七条 金融管理机构对各金融机构的农业信贷投资工作，进行协调、管理和监督。
第八条 各级人民政府对在农业投资工作中取得显著成绩的单位和个人应当给予表彰或奖励。
第二章 资金筹集
第九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完善包括财政投资、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和农业劳动者投资、信贷投资、社会投资和利用外资等在内的多层次、多渠道、多元化农业投资体系。
第十条 市、县（市、区）财政每年对农业投资的增长幅度应当高于同级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幅度。
市本级和各区技术研究与开发费用用于农业的部分，应当不低于百分之二十；县（市）技术研究与开发费用用于农业的部分，应当不低于百分之三十。
应对特大自然灾害所需资金，由财政根据实际需要另行安排。
第十一条 上级人民政府或有关部门拨付的用于农业投资项目的资金，不计入本级财政经常性农业投资。
第十二条 上级人民政府或有关部门安排的农业基本建设项目及农业综合开发、农业产业化经营等专项农业项目，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按照规定的比例及时足额安排配套资金。
第十三条 按照国家规定计提的农业土地开发资金、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和各级国土资源部门征收的耕地开垦费、土地复垦费和土地闲置费等土地专项资金，应当专项用于基本农田建设、土地整理、复垦和耕地开发。
第十四条 金融机构应当拓宽信贷领域，及时为农业发展提供服务，并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做好农业贷款的发放工作。农业政策性贷款应当按照批准的计划和要求执行。
第十五条 使用财政拨付农业资金或者农业信贷资金的农业项目承担单位和个人，应当按规定足额投入自筹资金。
第十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应当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制定优惠政策，鼓励、引导各类经济组织、社会团体及个人增加农业投资，扩大利用境内外投资的范围和规模。
第三章 资金使用
第十七条 财政投入的农业资金，可采用无偿、贷款贴息等使用方式。具体办法由市人民政府制定。
第十八条 财政投入的农业资金主要用于下列方面：
（一）农业基础设施建设；
（二）农业结构调整和特色农业发展；
（三）蔬菜、水产品等重要农产品生产基地和农业科技示范园区建设；
（四）农产品加工和农业产业化经营；
（五）农产品质量检验监测、农产品市场和信息服务体系建设；
（六）农业新品种选育、引进、推广；
（七）农业科研教育、农业技术推广和农民培训；
（八）土地整理复垦开发、耕地质量动态监测和保护系统建设；
（九）林业生态建设和农业环境保护；
（十）动植物检疫、防疫体系建设；
（十一）农业机械化服务体系建设；
（十二）农业气象服务和农村气象灾害防御体系建设；
（十三）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和农业环境的其他事项。
第十九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落实农业补贴制度，完善农资综合补贴动态调整机制，增加对农业的补贴性投资。
第二十条 农业投资应当及时拨付，专款专用，禁止挪用、截留和挤占。
第四章 管理与监督
第二十一条 各级人民政府编制年度政府投资计划以及财政预算，应当按照本条例规定，安排农业投资计划，经同级人民代表大会批准后执行。非经法定程序，不得随意变更。
市、县（市、区）人民政府向同级人民代表大会或其常务委员会报告计划和预算执行情况时，应就农业资金的筹集、使用情况作出说明。
第二十二条 发展和改革部门负责农业投资的下列管理和监督工作：
（一）会同有关部门编制农业投资规划和年度投资计划；
（二）审批或审查上报农业基本建设投资项目；
（三）监督检查农业基本建设投资的使用情况。
第二十三条 财政部门负责农业资金的下列管理和监督工作：
（一）编制财政投入农业资金的预算；
（二）及时、足额拨付本级财政投入农业的资金和有关项目的配套资金；
（三）会同有关部门筹集有关农业专项资金，并实施财务管理；
（四）监督检查财政投入农业的资金使用情况。
第二十四条 科技部门负责农业科技投资的下列管理和监督工作：
（一）编制技术研究与开发费用中用于农业部分的计划；
（二）会同农业、林业、畜牧、水务、气象等部门审批财政投入的重要农业科技投资项目；
（三）监督检查技术研究与开发费用中用于农业科技投资的管理使用情况。
第二十五条 国土资源部门负责土地整理复垦开发项目的管理和监督工作。
第二十六条 农业、林业、畜牧、水务、气象等部门，应根据本市农业投资计划编制本行业的农业资金使用计划，按规定管理、使用农业资金，监督检查有关农业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第二十七条 审计部门负责对农业投资预算执行情况和重要投资项目资金的筹集、管理和使用情况进行审计监督，并向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报告审计结果。
第二十八条 统计部门应当建立和完善农业投资统计制度，对农业资金和农业基本建设投资项目进行统计调查和统计监督。有关部门和单位应当按规定如实向统计部门报送农业投资统计资料。
第二十九条 乡级人民政府负责管理、使用上级人民政府及有关部门拨付和自筹的农业资金。
第三十条 农业投资项目由单位或个人向项目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经过评估，择优立项，并按规定实行公开招标，确保农业投资的使用效益。
第三十一条 农业投资项目应当按照规定实行合同制、项目资金管理责任制和项目法人责任制等管理制度。
第三十二条 农业投资项目的承担单位应加强对投入资金的管理，提高农业资金的使用效益，接受有关单位或个人的监督。
第五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市、县（市、区）人民政府或其有关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并可根据情节轻重，对负有直接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未按规定编制财政预算和农业资金使用计划，或者未及时、足额拨付、投放农业资金，影响农业投资项目实施的；
（二）滥用职权、以权谋私、失职渎职，造成农业资金损失的；
（三）改变农业资金使用范围或者挪用、挤占、截留、贪污农业资金的；
（四）弄虚作假，骗取农业资金的；
（五）不按规定接受监督检查的。
第三十四条 违反本条例，有关法律、法规有处罚规定的，由有关部门按照规定处罚。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五条 本条例自2011年1月1日起施行。1999年10月29日郑州市第十一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通过、1999年11月25日河南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批准的《郑州市农业投资保障条例》同时废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