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部、国务院经济贸易办公室关于改进完善全民所有制企业经营者收入分配办法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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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部


2003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





教育部

　　2003年教育系统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深入学习贯彻党的十六大、十六届三中全会及全国人才工作会议精神，按照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以努力办好让人民满意的教育为宗旨，认真落实全国农村教育工作会议精神，教育事业的改革和发展取得了新进展。

义务教育

　　全国实现“两基”的地区人口覆盖率进一步提高，达到91．8%。到2003年年底，实现“两基”验收的县(市、区)总数达到2659个(含其他县级行政区划单位181个)，比上年增加61个县(市、区)；12个省(直辖市)已按要求实现“两基”。

　　由于学校布局调整和学龄人口的逐渐减少，小学校数、招生数和在校生数继续减少。2003年全国共有小学42．58万所，比上年减少3．11万所；招生1829．39万人，比上年减少123．41万人；在校生11689．74万人，比上年减少466．97万人；小学学龄儿童入学率达到98．65%，其中男女童入学率分别为98．69%和98．61%，男女入学性别差为0．08个百分点。小学辍学率为0．34%，其中女童0．36%。小学五年巩固率为98．80%，与上年持平。小学毕业生升学率为97．9%，比上年提高0．88个百分点。

　　小学教职工和专任教师略有减少，专任教师学历合格率继续提高。全国小学教职工625．62万人，比上年减少8．4万人；其中专任教师570．28万人，比上年减少7．61万人。小学专任教师学历合格率97．85%，比上年提高0．46个百分点，小学生师比20．5∶1，比上年的21．04∶1略有降低。

　　随着“普九”目标的实现和学龄人口的逐渐减少，初中招生数略有减少，但在校生数和毕业生数有所增加。全国共有初中学校6．47(其中职业初中1019所)万所，比上年减少0．1万所。招生2220．13万人，比上年减少61．69万人；在校生6690．83万人，比上年增加3．4万人；毕业生2018．46万人，比上年增加114．77万人。初中阶段毛入学率92．7%，比上年提高2．7个百分点。初中阶段辍学率为2．84%，其中女生2．43%。初中毕业生升学率59．6%，比上年提高1．3个百分点。

　　全国初中专任教师349．75万人，比上年增加2．98万人。初中专任教师学历合格率91．98%，比上年增长1．7个百分点。生师比19．13∶1，比上年的19．29∶1略有降低。

　　普通中小学校办学条件进一步改善。全国普通中小学校舍建筑面积118550．52万平方米，比上年增加5251．66万平方米。小学体育运动场(馆)面积达标率50．2%、音乐器械配备达标率38．66%、美术器械配备达标率36．69%、数学自然实验仪器达标率49．8%；普通初中体育运动场(馆)面积达标率65．68%、音乐器械配备达标率53．95%、美术器械配备达标率52．43%、理科实验仪器达标率70．17%。各项指标均比上年有所提高。

学前教育与特殊教育

　　幼儿园园数有所增加，但在园幼儿数略有减少。2003年全国共有幼儿园11．64万所，比上年增加0．46万所，在园幼儿(包括学前班)2004万人，比上年减少32．02万人。幼儿园园长和教师共70．91万人，比上年增加4．98万人。

　　2003年全国共有特殊教育学校1551所，比上年增加11所；招收残疾儿童4．88万人，比上年减少0．41万人；在校残疾儿童36．47万人，比上年减少0．98万人。其中在盲人学校就读的学生3．83万人，在聋人学校就读的学生10．98万人，在弱智学校及辅读班就读的学生21．66万人。在普通学校随班就读和附设特教班就读的残疾儿童招生数和在校生数分别占特殊教育招生总数和在校生总数的63．64%和66．23%。残疾儿童毕业人数4．45万人，比上年增加0．03万人。

高中阶段教育

　　全国高中阶段教育(包括普通高中、职业高中、普通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成人高中、成人中等专业学校)共有学校3．18万所，比上年减少0．1万所；招生1267．88万人，比上年增加87．15万人；在校学生3243．40万人，比上年增加335．26万人。高中阶段毛入学率43．8%。　　

　　全国普通高中1．58万所，比上年增加0．04万所；招生752．13万人，比上年增加75．43万人，增长11．15%；在校生1964．83万人，比上年增加281．02万人，增长16．69%；毕业生458．12万人，比上年增加74．36万人，增长19．38%。

　　普通高中专任教师107．06万人，比上年增加12．46万人。生师比18．35∶1，比上年的17．80∶1有所提高。专任教师学历合格率75．71%，比上年增长2．84个百分点；普通高中体育运动场(馆)面积达标率为73．48%；体育器材配备达标率74．07%；音乐器材配备达标率65．87%；美术器材配备达标率65．63%；理科实验仪器达标率78．73%；建立校园网的学校占普通高中学校总数的比例为44．76%。

　　全国成人高中1317所，比上年减少146所；在校生21．85万人，比上年减少11．67万人；毕业生16．48万人，比上年减少7．33万人。

　　全国中等职业教育(包括普通中专、职业高中、技工学校和成人中专)共有学校1．47万所，比上年减少1137所。招生515．75万人，比上年增加42．21万人；在校生1256．73万人，比上年增加65．92万人。

　　全国普通中等专业学校3065所，比上年增加112所；招生183．88万人，比上年增加28．57万人；在校生502．37万人，比上年增加46．02万人；毕业生148．45万人，比上年增加4．3万人。教职工34．70万人，比上年减少3．45万人。专任教师19．86万人，比上年减少0．92万人。

　　全国职业高中0．58万所，比上年减少0．06万所；招生197．26万人，比上年增加9．9万人；在校生455．76万人，比上年增加27．63万人；毕业生112．67万人，比上年减少8．94万人。职业高中专任教师25．79万人，比上年减少1．48万人。职业高中专任教师学历合格率59．39%，比上年增长5．89个百分点。

　　全国技工学校2970所，比上年减少105所；招生数91．64万人，比上年增加18．31万人；在校生193．14万人，比上年增加40．15万人；毕业生47．31万人，比上年减少0．17万人。技工学校教职工20．22万人，比上年减少0．12万人，其中专任教师15．30万人，比上年增加2．7万人。

　　全国成人中等专业学校2823所，比上年减少650所；招生42．98万人，比上年减少14．57万人；在校生105．45万人，比上年减少47．89万人；毕业生40．03万人，比上年减少28．83万人。

　　全国中等教育自学考试报名0．1万人次，取得中专毕业证书10人。

高等教育

　　2003年全国共有普通高等学校和成人高等学校2110所，比上年增加107所。普通高等学校1552所，比上年增加156所，其中中央各部委所属学校111所。成人高等学校558所，比上年减少49所，其中中央各部委所属学校19所，比上年减少1所。全国共有培养研究生单位720个，其中高等学校407个，科研机构313个。

　　高等教育的招生和在校生规模继续快速增加。2003年全国各类高等教育总规模达到1900多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达到17%。全国招收研究生26．89万人，比上年增加6．63万人；其中博士生4．87万人，硕士生22．02万人。在学研究生65．13万人，比上年增加15．03万人；其中博士生13．67万人，硕士生51．46万人。毕业研究生11．11万人，比上年增加3．03万人；其中博士生1．88万人，硕士生9．23万人。

　　普通高等教育共招生382．17万人，比上年增加61．67万人，增长19．24%；在校生1108．56万人，比上年增加205．2万人，增长22．72%；毕业生187．75万人，比上年增加54．02万人，增长40．39%。成人高等教育在校生559．16(2002年)万人；毕业生159．34(2003年)万人。

　　普通高等学校校均规模有较大提高。普通高等学校全日制本、高职(专科)在校生平均规模由上年的6471人提高到7143人；对研究生、留学生、进修生和夜大生、函授生、成人脱产班等各类学生，按国家规定折合为本、高职(专科)学生计算，生师比为17．0∶1。

　　普通高等学校教职工145．26万人，比上年增加14．9万人；专任教师72．47万人，比上年增加10．63万人。成人高等学校教职工15．35万人，比上年减少1．46万人；专任教师8．51万人，比上年减少0．38万人。

　　全国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报考1156．2万人次，取得毕业证书70．5万人。

成人培训与扫盲教育

　　成人各类培训教育蓬勃发展。2003年全国高等学校举办的各类成人非学历教育结业人数达353．25万人，注册学生239．52万人。全国职业技术培训学校(机构)23．06万所。职业技术培训机构共培训结业学员7242．08万人次，注册学生数5677．22万人。职业技术培训学校(机构)教职工45．72万人，专任教师20．6万人。目前各类成人技术培训规模较大，但其质量和水平还需进一步提高。

　　成人初等学校2．68万所，比上年减少0．93万所；毕业生190．18万人，比上年减少124．7万人；在校生186．26万人，比上年减少104．18万人。教职工3．77万人，比上年增加0．16万人，其中专任教师1．89万人，比上年增加0．53万人。

　　2003年全国共扫除文盲203．14万人，比上年增加28．69万人；仍有195．22万人正在参加扫盲学习，比上年增加17．83万人。扫盲教育教职工8．63万人，比上年增加0．56万人。其中专任教师2．87万人，比上年增加0．59万人。

民办教育

　　民办教育得到进一步发展。2003年，全国共有民办普通高等学校173所，在校生81万人；民办的其他高等教育机构1104所，各类注册学生100．40万人。民办普通高中2679所，在校生141．37万人；民办中等职业学校1382所，在校生79．38万人。民办普通初中3651所，在校生256．57万人；民办职业初中53所，在校生2．28万人。民办普通小学5676所，在校生274．93万人。民办幼儿园5．55万所，在校生480．23万人。

关键词: 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优先原则/基金管理人/基金管理公司/利益相关者
内容提要: 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优先原则是我国证券投资基金管理人公司治理的法定原则。基金法律关系的本质决定了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应当优先于基金管理人及其股东、员工的利益。其是特定基金法律关系中基金份额持有人整体利益的相应优先，但并不适用于同一基金管理人同时受托管理的多个基金的持有人之间。并且，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优先原则一般来说可以扩张适用于基金管理公司，适用于基金管理公司参与的其他法律关系中的相对人。然而，如相对人的利益涉及社会公益时则持有人利益并不当然优先；而其利益的优先也不构成对其他相对人债权的根本否定。


在我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律关系中，基金管理人是独立的专业受托人，由依法设立的基金管理公司担任。其勤勉、谨慎的积极行为是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实现和基金制度存续、发展的基础与保障，并且，在信托机制与投资需要下其依法拥有“绝对”的权利而不受基金持有人的约束。因此，基金法制必然以基金管理人的法律规制为重点与中心。同时，证券投资基金制度中存在着基金持有人与基金受托人之间天然的利益冲突，并且还会因基金管理人的营利本质及相关制度设计的负面影响而愈加严重，从而基金制度理论价值的实现必然依赖于客观有效的制度安排与法律规制。

在基金管理人的法律规制体系中，基金管理人的内部公司治理具有内因性和基础性之价值与功能，具有治理成本与信息上的优势，是基金制度价值得以实现的核心组成。并且，在我国现有的基金管理人信赖义务与外部约束尚不完善的情况下，基金管理人的内部治理更具有相应的时代价值。为实现上述基金管理人公司治理的基础价值与功能，法律法规设置了以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为优先的基本治理原则，并以此指导着相关法制与实践。然而，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优先原则在具体意义上应当如何适用呢?也就是说，该原则所规定的究竟是绝对的优先还是相对的优先呢?如果是相对的优先，那么其相对于谁、适用范围有多大?这些尚需要加以充分的研究与论证。

一、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优先原则的基本内涵与法律依据

我国基金管理人公司治理的基本原则与目标是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优先原则。证监会颁布实施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管理办法》和《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治理准则（试行）》均在保护基金管理人股东利益的同时，要求保护其他相关当事人，尤其是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即“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公司股东以及其他相关当事人的合法权益”。[1]并且，在此基础上明确提出了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优先的基本原则，即：“公司治理应当遵循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优先的基本原则。公司章程、规章制度、工作流程、议事规则等的制订，公司各级组织机构的职权行使和公司员工的从业行为，都应当以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为根本出发点。公司、股东以及公司员工的利益与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发生冲突时，应当优先保障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2]而其他诸如《证券投资基金行业高级管理人员任职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任职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管理公司督察长管理规定》、《基金管理公司投资管理人员管理指导意见》、《金经理注册登记规则》等规章中亦有充分且明确之相应内容。可见，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优先原则是基金管理人公司治理的法定基本原则，其贯穿于基金管理人公司治理相关规范的始终。其本质是要求在基金管理人公司治理中要充分体现基金持有人的意志，要优先考虑持有人的利益，在发生冲突时应当以持有人利益为首要选择和基本中心。

从理论分析上来看，上述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优先原则不仅是对传统公司治理中股东利益至上主义的摈弃，而且也是对利益相关者理论的重大演进，即基金管理公司不仅需要在治理中考虑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而且其中某一个（种）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优越于其他包括股东在内的利益相关者。也就是说，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优先于基金管理人的公司利益和股东利益，优先于基金管理人的董事、监事以及高级管理人员的利益，并且，要求后者在持有人利益与公司、股东利益发生冲突时，优先保障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

二、基金法律关系与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优先原则的法律边界

证券投资基金是通过向不特定的社会公众公开发售基金份额募集资金以形成独立的基金财产，由基金管理人管理，基金托管人托管，为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以资产组合方式进行证券投资活动的投资组织。信托制度构建了证券投资基金的基本原理与法律基础。基金投资人之所以将其所有的资金以及相应的全部的经营管理权利均交付给基金管理人而仅保留了受益权与剩余财产分配权，是在于其相信基金管理人具有足够的专业技能并且会尽忠职守、勤勉谨慎地为其谋取利益。基金管理人因信托制度与投资需要而被赋予了“绝对”的权利，其通过自己的行为而使委托人的权利与利益发生改变；而委托人则必须接受其管理和投资行为的法律后果，同时却由于种种原因而无法对其行为加以完全的控制或者有效的监督。因此，两者之间存在着实质上而非法律上的不平等，法律必须要对基金管理人课以信赖义务，以防止其滥用权利以及损害持有人的利益。基金管理人无论是基于证券投资基金的信托法律关系，还是其特殊企业经营组织性质，无论其地位如何重要、权利如何广泛，作为受托人与经营者，其一切行为都必须为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服务。因此，该优先原则首先必然是在特定基金法律关系下的优先，并且应为相对的优先、整体意义上的优先，而非绝对的优先、个体意义上的优先。

首先，基金持有人利益优先原则是特定基金法律关系中相对于基金管理人及其股东、员工的优先。如前所述，我国现行的基金管理人公司治理法规明确规定了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优先之原则，而在此基础上，相应地涉及基金管理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督察长、投资管理人员、基金经理等相关法规的规定，亦要求上述主体应当维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合法利益，“以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最大化为出发点”，在其利益与公司利益、股东利益、自身利益以及基金托管人、“与股东有关联关系的机构和个人等”益发生冲突时，优先保障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因此，从法规的相关文字表述上来看，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优先是相对于基金管理人及其股东、员工的要求，是在证券投资基金法律关系之中对相关当事人信赖义务的具体规范。

其次，基金持有人利益优先原则是基金份额持有人整体利益的优先。进一步来看，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是抽象的整体概念，是由具体的众多持有人的利益所组成的。我们所说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优先，是针对基金份额持有人的整体利益而言，而非个体利益。或者说，即便出现对个体利益的考虑也必然是在符合整体利益的前提之下。必须承认，在某些特定的情形下，可能会出现基金份额持有人的整体利益和个体利益并不一致的情形，从而可能会产生对个体利益的限制。而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制度正是通过集体决策的相关机制对此加以协调与解决。基金份额持有人亦仅得自行行使部分在性质上归属于自身而与整体无涉的权利。

最后，基金持有人利益优先原则并不适用于同一基金管理人同时受托管理的多个基金的持有人之间。同一基金管理人依法可以同时受托管理多个基金，而在这些基金之间，无论其受托时间先后、资产规模大小、采取开放或封闭形式等等，其持有人利益之间均无优先与劣后之分。不同基金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之间是相互平等的，基金管理人应当“对所管理的不同基金财产分别管理、分别记账，进行证券投资”，不得不公平地对待其管理的不同基金财产。[3]“公平对待其管理的不同基金财产和客户资产”[4]是基金管理人的法定义务。而在同一基金的具体的基金份额持有人之间，其利益亦应平等，不存在谁先谁后的问题。否则，即构成基金管理人的违法、违约之行为。

三、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优先原则的扩张——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优先原则是否适用于基金管理公司及其他公司直接利益相关者

基金管理人与基金管理公司并非等同概念，基金管理人由依法设立的基金管理公司担任，但基金管理公司仍可从事其他非基金业务、参加其他法律关系。如前所述，在特定基金法律关系中，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优先具有相应的必然性与正当性。然而，由于相关法规直接将此优先原则规定为“基金管理公司”治理的基本原则，[5]那么，该原则是否可以扩大化地适用于基金管理公司以及其非基金法律关系中的交易相对人或其他利益相关者呢?

首先，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可以优先于担任基金管理人的基金管理公司及其股东、员工的利益。

根据我国现有法律之规定，基金管理公司依法可以担任基金管理人，并且，只有依法设立的基金管理公司可以担任基金管理人。而基金管理公司担任基金管理人完全取决于其自愿以及积极行为，并且，我国基金的设立、销售等亦依赖于基金管理公司的发起与工作。那么，在以契约自由、意思自治为核心价值的私法视野下，担任基金管理人的基金管理公司也必须遵守基金制度的基本“游戏规则”，必须把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放在自己的利益之上。基金管理人公司治理的原则与规范，事实上可以理解为是基金管理公司担任基金管理人的要件与要求。因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优先原则是基金管理人公司治理的上位原则，担任基金管理人的基金管理公司与其股东、员工均应予以遵循。

具体就公司的股东和员工的权益而言，其作为公司法人的具体构成，是特定的法律拟制人格的实际行为的必要因素。法人的行为客观上就是其内部主体的行为或行为的集合。基金管理人为抽象的法律拟制之人，从理论上来说基金管理公司之重大决策决定于公司的股东，但是，基金管理人的任何行为在客观上最终都必然是通过其员工的行为与选择来实现。基金管理公司自愿申请担任基金管理人的行为也不例外。正是员工的相应具体行为才能使拟制的公司法人担任基金管理人。其不仅完全可以预见行为的法律后果，并且，只有其愿意接受这样的责任与约束，才会有上述的选择与行动。进一步而言，公司的股东、员工都具有相应的选择权利和退出渠道，其他相关法律法规亦为保护其利益作出了相应的规定。反之，当股东、员工不选择退出时，由于其自身的意愿与选择其必然应对公司负担起具有相应特殊内容的忠实义务与注意义务，而不得违反。进一步来看，基金管理人信赖义务的实现，也最终要落实到基金管理人的内部主体的具体行为之上。也就是说，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的实现最终取决于基金管理人的内部主体的一系列的具体行为。因此，基金管理公司法人及其内部主体应当承担起遵循基金法制基本要求的义务和责任，将自己的利益放置于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之后。可见，公司的股东、员工的利益与个体的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相互比较，前者的选择与行为决定了其利益的实现应以基金制度的存在、发展和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的实现为前提。这是市民社会中自由主体自愿选择与法人制度客观规则共同作用的结果。当然，如基金管理公司未担任任何基金的管理人、未参加任何基金法律关系，则即无遵循上述优先原则之必要与可能，也不存在与之相对应的“基金份额持有人”。

其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能否优先于基金管理公司的其他直接利益相关者需要具体分析和判定。

目前来看，我国基金管理业务与管理人身份是基金管理公司最为重要的经营领域和法律地位，也是其最为主要的利润来源，并且，从目前的客观实践来看，并不存在不担任基金管理人的基金管理公司。2008年61家基金管理公司的营业收入为360.04亿元，其中主要的是管理费收入，为313.45亿元，占营业收入的87.06%。[6]但是，这并不能否认基金管理公司依法可以从事其他盈利活动并取得的利益，其可从事其他非基金业务、运用固有资产进行投资、参加到其他各类法律关系之中。目前，这些非基金业务正呈现日益发展的态势。就社保基金管理业务而言，截止2008年底，共有博时、长盛、国泰、南方、招商、华夏、嘉实、鹏华和易方达等9家基金管理公司取得社保基金管理资格，管理的社保基金总规模达2377.55亿元。就企业年金管理业务而言，共有海富通、易方达、南方、华夏、广发、工银瑞信等12家基金管理公司获得企业年金投资管理人资格，管理的企业年金总规模达到435.46亿元。[7]就其他如专户理财业务（基金一对一、一对多）、咨询业务等其他业务而言，亦有着大幅的增加。

可见，基金管理公司的非基金业务并非可有可无，而是客观存在，且处于不断发展之中。那么，就这些脱离了基金法律关系的活动而言，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优先原则可否优先于基金管理公司上述相关的其他法律关系中的主体之利益呢? 其一，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原则上优先于基金管理公司的其他债权人等直接利益相关者。

理论界对“利益相关者”的内涵与外延有着诸多不同的观点和诸多分类方法，然就其利益与公司及公司行为是否直接相关为标准，笔者认为，可以分为直接利益相关者和间接利益相关者。前者既包括物质资本出资者，如股东、债权人，也包括人力资本出资者，如各级员工。公司及公司的经营行为直接影响着其客观、具体的利益是否能够实现或者是否能够完全实现，反之其行为亦对公司利益具有直接的影响。后者则是指诸如社区、政府、社会公众、环境和资源、社会福利和公共事业等与公司经营行为有着间接利益联系的主体。也就是说公司及公司的行为并不会直接给其带来利益或者说具体地给其某种利益造成损害，但从长远、整体或间接的角度而言却有着不可忽视的影响和作用。直接利益相关者应当是公司治理所应考虑的必要因素，并且，可以是公司治理的参加者。间接利益相关者由于其利益在因果上和内容上的间接性和不确定性，因此，即使公司治理要对其进行考量，但一方面无法确定其考量的成效和界限以及考量到什么程度方为足够；另一方面也无法与其他主体的利益加以真正或具体的比较，其至多是一种抽象的原则或者是无法确定履行的宣言而己。其进而无法获得立法上的切实的制度性支持，而受制于诸多主体、诸多行为的影响，甚至更多的是经营者的价值取向、个人偏好等随机因素。[8]所以，真正意义上的利益权衡与比较在公司的利益相关者群体中应只存在于直接利益相关者之间。对基金管理公司相关主体的利益比较时亦不例外。

在基金管理公司中，其直接利益相关者除了上述基金份额持有人、股东、员工以外，还存在着基金公司在从事其他非基金业务以及运用固有资产时，与之发生相应法律关系的当事人。这些当事人从法律性质上可以归于债权人范畴，而基金份额持有人亦同为基金公司的债权人。在市民社会中，各种私法性质的法律关系之间并无谁更重要之分，公司在各种性质的法律关系中均可能负担有法律上的义务，而这些义务也没有轻重缓急之分。然而，以社会为本位的经济法却打破了上述私法的原则，其强调为了社会的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公权力要介入私人之间的权利义务，对相应法律关系进行调整。为了社会整体利益和长远发展这一更高层次的法益，限制和牺牲某些私人的个体的权利和利益将在所难免。由于基金的法律特性，众多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或者说集团利益与基金管理公司普通债权人、股东、员工的普通债权相比较而言，具有更多的社会性，对金融秩序和社会稳定具有更多的影响和意义，因此而产生的两者的不平等具有相应的经济法视野下的正当性。并且，就字面意义而言，这种经济法意义上的不平等性也己在相应立法中有所明确规定而非仅仅是理论分析。

从抽象意义上来说，公司所从事的任何经营行为都存在着利他才能利己的情形，其他债权人的利益与公司及利益相关者的利益也具有长远上和整体上的一致性。从之前的数据分析来看，基金管理公司的主要营业收入来源于管理费收入，是基金管理公司偿债能力与利润水平的客观保障。因此，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保证基金制度的长期的有效发展，是对其他债权人的真正、客观的保护，符合其根本的长远利益。而如何保障相关当事人能够理性地认识长远利益、服从制度的基本原则并且予以正当行为，则需要一定程度的法律介入。以法律的形式建立其客观的长远利益原则与标准，从某种意义上来说，需要强调或强制保障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的实现。

进一步来说，由于基金管理公司的制度缘起、功能定位与社会现状，甚至是其企业名称、经营范围等均使公司的其他债权人在与其发生相应法律关系时可以充分预见其基金管理人之身份或者是成为基金管理人的可能与必然，能够充分知晓其以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为优先的制度特性和可能产生的影响与损害。即便此时该公司可能还未成为基金管理人，但是，基金业务仍是基金管理公司的最为基本与核心的业务，是投资人设立基金管理公司的首要目标，而且，在实践中尚不存在不管理基金的基金管理公司。因此，从一般社会认知角度出发，仍可推定其具有预见的可能与必然。并且，在法理上，如法律对某种行为或某项权利有明文规定，那么，即可认定当事人在实践之中对此知道或应当知道。而目前的基金管理公司的相关法律法规均明确规定其应以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优先为治理原则，暂且不论相关法规的真实意思或者说是否正当，至少仍可以此认定基金管理公司的交易相对人应当知道基金管理公司的相应特殊性。

在以上分析的基础上，其他债权人在与基金管理公司进行交易时，其明知交易相对人为基金管理人、负担着法定的以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优先的义务而仍与之交易，已充分享受了法律和事实所赋予的自由选择和自我救济的权利，因此，其应承担由此而产生的相应的后果。或者说，其他债权人在与基金管理人进行其他交易时，即默视地附带了以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为优先的限制性条件。而此条件并不影响债权人的认识能力与选择自由，不构成对其真实意志的妨碍。除非特定当事人能够充分证明其没有认识到交易对象与基金现有或可能的关联，或者说其有足够、充分的善意。此时，则应由执此主张的相对人负担举证义务，以获得相应的撤销权、赔偿请求权等权利。然而，现有的法律规定与社会现实似乎可以排除其证明的可能。并且，客观上，普通债权人的利益仍可以通过私法自治而获得相应的保护，公司法制也认可并且通过相应制度保护公司债权人的相应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