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部关于同意将新疆外贸皮草皮革公司有毒有害作业工种列为提前退休工种的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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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省政府


山西省征收教育费附加的实施办法（试行）
山西省政府




第一条 根据国务院发布的《征收教育费附加的暂行规定》（国发[1986] 50号），结合我省实际情况，制定本方法。
第二条 征收的教育费附加，用于县以上教育部门举办的中、小学和各类职业中学改善办学条件，以弥补地方教育经费不足，不得用于职工福利和发放奖金。
农村中、小学办学经费，由乡（镇）征收的教育事业费附加中筹措解决。
第三条 按照国务院国发[1986] 50号文，教育费附加由税务机关负责征收。各级工商银行要为同级教育部门设立教育费附加专户，进行教育费附加款项的储存与结算。
第四条 教育费附加的征收额与管理办法，按照产品税、增植税、营业税的有关规定执行。具体征免规定与办理方法，由省财政厅税务局根据财政部有关规定，结合我省情况另行下达。
第五条 税务部门征收的教育费附加，应按月与开户银行对帐，经核实后，由开户银行按期抄送对帐单，将教育费附加存款数额通知同级教育部门。
第六条 教育费附加按专项资金管理，独立核算。各级教育部门应按财政部门关于预算外资金管理的规定，负责向同级财政部门报送教育费附加的各种报表和年度决算，同时抄报上级教育部门和财政部门。
由各级教育部门管理的教育费附加的年终结余，可结转下年继续使用。
第七条 各县（市、区）征收的教育费附加，主要留给本县（市、区）使用。各地、市可根据各县（市、区）征收教育费附加的实际情况，适当提取一定的数额用于县（市、区）之间的调剂、平衡。
省和地区直属中、小学的办学经费，由所在地的市、县（区）教育局收存的教育费附加中统筹安排。
第八条 办有职工子弟学校，并缴纳教育费附加的单位，由收存教育费附加的市、县（区）教育局根据办学单位职工子弟学校年初在校生人数，按下列规定的返还额返还给该办学单位，作为对所办学校经费的补贴。教育费附加的返还额一般控制在扣除上级教育部门提取部分后，当地上
年平均每个学生占有教育费附加的百分之七十，最多不高于该办学单位上年实缴教育费附加总额的百分之七十。
教育费附加的返还于每年年终一次办理，由办学单位提出申请，并附缴纳教育费附加和减免教育费附加的收据，到收存教育费附加的教育行政部门办理返还手续。
第九条 征收教育费附加后，各级教育部门和学校，不得以任何名目向学生家长和单位集资、摊派或变相集资、摊派。凡违反本规定的，上级教育部门应予制止，对直接责任者应根据情节，给予行政纪律处分。
第十条 本办法由省财政厅负责解释。
第十一条 本办法从一九八六年七月一日起施行。



1986年6月15日
免征农业税，慎言走出“黄宗羲定律”

杨　涛


3月5日，全国人大代表、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博士生导师叶青一直被“惊喜”包围着，“中国已经走出‘黄宗羲定律’怪圈第一步，而且是非常关键的一步。”3月5日上午，人民大会堂回响着温家宝总理庄严承诺，明年全国将“全部免征农业税”，中国农民两千多年来缴纳“皇粮国税”的历史将彻底改变。（《中国青年报》3月6日）
全部免征农业税为减轻农民负担走出了大大的一步，所以无论从那方面来强调其的积极意义都不过分，但要因此说走出了“黄宗羲定律”，那还为时尚早，充其量也就是走出了第一步而已。
历史上，在农民负担极为严重时，统治者为克服横征暴敛之害，减少税收中的流失和官员的层层盘剥，因此进行的并除税费、简化税则的税费改革可谓层出不穷，明清两代就有“征一法”、“一串铃”、“地丁合一”等等。但是，并税以后，各种名目没有了，恰好为后来人新立名目创造了条件，用不了多长时间，人们就“忘了”正税已经包括了从前的杂派，一旦杂用不足，但会重出加派，明朝学者黄宗羲将之总结为“积累莫返之害”。学者秦晖在研究这一现象后，将它称为“黄宗羲定律”。2003年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期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温家宝到湖北代表团听取政府工作报告，也提到“黄宗羲定律”怪圈，他说“每次税费合并以后，都抬高了下一次农民负担的门槛，而人们又往往把以前农民税费合并的基础忘掉，认为又是合理的，我想我们不能走“黄宗羲定律”这个怪圈，一定得跳出来。”
从今天的现实来看，农民所负担的“正税”----农业税并不很重，农民负担真正重的是各种名目的杂费、杂税，如教育附加费、屠宰税等等。因此，免征农业税后，如果各种杂费、杂税的征收降不下来，那么，毫无疑问，农民负担也无法降下来，而且，也许一些地方政府可能在免征农业税后，因为财政收入不足，变着法子增加各种杂费、杂税，因此农民负担可能比免征农业税前还要更重。这样，黄宗羲所说的“积累莫返之害”的怪圈又将出现。
历史上，正税、杂费合并后，为什么过了一段时间，杂费、杂税又会冒出来，是统治者真正“忘记”了正税、杂费合并已进行了合并吗？非也，原因就如秦晖反复提到的“统治王朝统治费用刚性增长的条件下，财政安排只能‘量出制入’，不能‘量入为出’。”在我们今天，这种现象依然存在，一些地方税费改革后，教育附加费合并在正税里，但过了几年，地方又向农民征收教育附加费。这些现象都说明，一些地方财政是根据自身需要来安排收取多少的税费，而不能根据能收取多少税费来安排支出。所以，叶青代表评价说，“免征农业税”实际是一项制度创新，势必推动乡村财政改革和机构改革，让乡镇干部人数减下来。这是倒果为因的说法，“免征农业税”并不能从根本上减少乡镇干部的数量，地方完全可以通过收取杂费、杂税来维持这些队伍。因而，只能采取其他有力措施将乡镇干部人数真正减下来，才能保证免征农业税以减轻农民负担的目的落到实处。
　那么，要走出“黄宗羲定律”，光是减、免税费并不能完全解决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关键在于让政府尤其是地方政府的财政的开支与收入要让农民、农民代表或者农民的代言人参与进来，让他们有能力影响政府的财政决策及人员编制的安排，地方政府不能随便设杂费、杂税，才不会因人设事、量出制入，农民负担才不会周而复始地减轻了又变成加重。正如温家宝总理所说： “跳出来的办法，就是精简机构，改革不适应生产关系的上层建筑。”因此，农村的税费改革走向纵深的一步，必然要涉及政治体制的改革，要让农民当家作主的权利能真正地兑现。专制王朝的权力都归于皇帝，根本不可能放权于民，所以无法走出“黄宗羲定律”。但我们今天是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走向民主与法治的社会，农村基层自治已经全面铺开，我们有理由相信，通过经济体制的改革橇动政治体制的改革，我们这一代人一定能走出“黄宗羲定律”。
江西省赣州市人民检察院 杨涛 华东政法学院法律硕士 　　邮编：３４１０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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