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关于报废汽车回收拆解企业有关增值税政策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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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区人民政府


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批转区邮电管理局<<关于我区农村电话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的通知
广西区人民政府



自治区人民政府同意区邮电管理局<<关于我区农村电话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现批转你们，请贯彻执行。
邮电通信和能源、交通一样，是国民经济的先导。农村电话是通信网的组成部分，也是农村经济的重要基础设施。它不仅为农村发展商品经济传递信息，而且对于加强城乡之间的联系，活跃农村文化生活，抗御自然灾害，巩固和加强基层政权建设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农村电话管
理体制改革的目的，是更好的贯彻“国家、地方、集体、个人”一起上的方针，加快我区农村电话建设，改变农村电话通信的落后面貌。因此，这次农村电话管理体制改革的原则是：实行“谁使用，谁兴建，谁维护，谁经营，谁得益”，以充分调动农村广大人民群众建设、维护农村电话的
积极性。农村电话改革后，各县（市）要切实加强领导，可设立精干的乡镇以下农村电话专门管理机构，实行独立核算；通信设备也可委托邮电部门代维护。
各地和邮电部门可根据本通知精神制定贯彻实施办法，务必于一九八九年三月底以前结束交接工作。



关于我区农村电话管理体制改革的意见^
我区农村电话企业属地方国营通信企业，从一九七九年以来，实行了由自治区人民政府统一管理，人、财、物和基本建设纳入自治区计划内，通信生产管理由区邮电部门负责，成立专门机构，实行独立核算。这种体制实行以来，对全区农村电话的统一管理、统一规划、统一指挥调度和
保证全区农村的基本通信，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但是，这种管理方式也存在一些问题：一是管理上的高度集中，不利于发挥地方各级政府的积极性；二是由于历史原因和长期以来农村电话资费偏低、业务量少，造成农话企业严重亏损，无活力，自治区财政每年虽然给予亏损补贴，也难以维
持简单再生产；三是不利于农村电话的管理。农村电话具有点多、面广、线长、分散的特点，按照现行的管理体制，县、乡（镇）政府没有管理责任，杆线被偷盗、损坏通信线路等问题难以解决。由于以上原因，乡镇以下的农村电话逐年萎缩。为了尽快改变我区农村电话的落后状况加快农
村电话的发展，根据国务院（国发「1979」165号）批转邮电部关于调整邮电管理体制问题的请示报告和一九八六年国务院批转颁布的<<关于发展运输、通信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以及自治区人民政府一九八八年十一月初召开的全区电力、邮电工作会议精神，对我区现行农村电话管
理体制提出以下改革意见：
一、乡（镇）至行政村（指村公所，下同）的电话通信（包括边防村屯、民兵哨所电话）下放给县（市）人民政府统一管理，其各项计划纳入县（市）的计划内。县至乡（镇）及乡（镇）交换点基本营业区内的电话通信，仍由邮电部门统一经营管理，属地方国营通信企业，其原有机构
、人员、设备不变。地方国营农村电话企业的各项计划（包括基本建设、劳动工资、计划财务、物资供应等）纳入自治区的计划内。
二、改革方案的具体划分：
（一）管理范围的划分：
乡（镇）至行政村的电话通信（包括边防村屯、民兵哨所的电话）由县（市）人民政府统一管理。
县（市）至乡（镇）的通信及交换点基本营业区内的用户通信（不包括新建的乡（镇），下同）属自治区地方国营企业，由邮电部门统一管理。
（二）资产产权的划分：
乡（镇）至行政村的电话杆线设备产权归县（市）人民政府所有，资产由县（市）邮电局直接无偿划拨当地县（市）人民政府。
县（市）至乡（镇）及交换点基本营业区内的通信设备产权属地方国营农话企业所有。
（三）机构及人员划分：
现有地方国营农村电话通信企业机构不变，人员不下放；行政村电话的管理由县（市）人民政府设备行政村电话管理机构进行统一管理，人员的配置由县（市）人民政府根据管理工作的需要和本地的具体情况自行确定。
（四）业务收入的划分：
1、行政村电话月租费由行政村电话管理机构征收，邮电部门不再收取；
2、经由行政村电话挂发的本交换区以外的电话通话费收入，70％归地方国营农村电话通信企业，30％归行政村电话管理机构。
（五）计划财务管理的划分：
1、行政村电话的各项计划，包括大修、更新、改造、基本建设计划，纳入县（市）人民政府计划。
2、区财政给予地方国营农村电话企业的亏损补贴仍维持不变。
（六）维护管理的划分：
行政村电话杆线设备的维护由乡（镇）人民政府指派专人或承包给个人维护，也可以把维护责任落实到行政村，还可委托邮电部门代维。凡附挂在地方国营农村电话杆路的行政村电话线路，应由邮电局负责代维，邮电局按有关规定收费。
（七）业务技术管理：
各级邮电部门负责对行政村电话进行业务技术指导和培训。
（八）设备器材管理：
行政村电话所需通信专用器材，可向县（市）邮电局申请供应；钢材、木材、水泥等统配物资，由县（市）人民政府计划供应。
（九）行政村电话的具体管理办法，按<<广西壮族自治区行政村电话管理办法>>（试行）执行。
（十）农村电话管理体制的改革方案，从一九八九年四月一日起实行。
以上意见如无不妥，请批转各地、市、县及有关部门执行。

广西壮族自治区行政村电话的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行政村电话是全区农村电话网的组成部分，在农村通信中占有重要地位，对于广大农村发展经济文化，方便人民生活，密切城乡关系，抗御自然灾害，加强基层政权建设等具有重要作用。为巩固和发展行政村电话，加强领导与管理，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行政村电话是指乡（镇）交换点至行政村的电话，它是地方国营农村电话的延伸和补充，行政村电话应本着“谁使用，谁兴建，谁维护，谁经营，谁受益”的原则，在县、乡（镇）政府的统一管理下，采用多种办法集资，巩固、整理好现有设备，逐步达到本乡、镇所属的行政
村都通电话。
第三条 行政村电话属农村基础设施、公益性事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损毁和破坏。损毁者应按有关规定赔偿经济损失，对有意破坏者，当地公安部门应严肃查处。



第二章 组织机构和组织领导^
第四条 县（市）可设立行政村电话管理站，由县（市）政府统一管理。行政村电话管理站的职责主要是负责全县行政村电话的日常管理工作，并制定具体管理办法、大修改造计划与发展规划。行政村电话管理站一般由3－4名人员组成。
第五条 行政村电话主要是为当地工农业生产服务，县（市）、乡（镇）人民政府要加强领导，同时把行政村电话的发展建设纳入本地工农业发展规划，扶持其发展，使其成为当地政府领导农村工作、组织工农业生产的有力手段，以适应农村经济发展对通信的需要。
第六条 各级邮电部门要主动协助地方政府管理好行政村电话，要把帮助搞好行政村电话管理工作作为农村电话管理工作的一部分，经常了解和掌握行政村电话的情况，定期向政府汇报，提出改善管理、加快发展的建议。


第三章 业务管理^
第七条 行政村电话的资费标准，可参照国营农村电话的收费办法，结合本地区具体情况自行拟定，报县（市）人民政府和物价部门批准执行。同一个县的收费标准应该统一。
第八条 行政村电话与当地邮电局、所要相互协作、密切配合，积极代办农村电话和长途电话电报业务，邮电局要按规定付给酬金。行政村电话代办的电话业务，应按规定建立原始记录，使用统一的业务单式；有关业务单式由邮电局提供。


第四章 技术管理^
第九条 行政村电话网路的建设和技术维护工作，必须执行邮电部颁发的<<农村电话线路工程施工及验收技术规范>>、<<农村电话机线技术维护规程>>，按照统一的技术标准和质量要求进行建筑安装和日常维护工作。传输标准应符合“农村电信网技术体制”的规定。
第十条 行政村电话利用或租用地方国营农话企业杆路架设的线条（电缆），应由局方代维。局方按规定收费，代维设备遇有大修、改造时，所需费用由乡、镇政府承担。局方负责施工。
第十一条 行政村电话应绘制杆线图，建立必要的技术资料。


第五章 财务管理^
第十二条 行政村电话的财务实行独立核算，其资金来源主要是各级政府的拨款、集资、月租费收入及代办业务的收入。其收入主要用于职工的工资、福利开支及线路改造和维护费用。
第十三条 行政村电话杆线设备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县、乡政府应该给予救灾补助。


第六章 劳动管理^
第十四条 行政村电话应根据工作需要配置人员，其配置标准可以参照邮电部门的有关规定。配置的人员上岗前应经过一定的业务技术培训。
第十五条 行政村电话人员的工资福利待遇，应根据实际情况由各县（市）政府自行确定。


第七章 设备器材管理^
第十六条 行政村电话所需通信专用器材，可向县（市）邮电局申请供应或自行购买；钢材、木材、水泥等计划物资，由县（市）政府安排计划，当地物资部门负责供应。


第八章 附 则^
第十七条 各县（市）可根据本办法制定适合本地情况的实施细则。
第十八条 本办法自颁布之日起施行。



1989年2月4日
中国古代物证技术小史
冯彩平
（西南民族大学法学院2003级6班，成都，610225）

摘 要 物证与司法审判紧密结合，同时，又与司法鉴定相辅相成。公元前7世纪至5世纪，是我过司法物证出现的萌芽时期，我国司法鉴定活动中心以法医学为代表的最早时期也是出现在西周，秦代在审理案件时，已相当重视和广泛使用各种物证，指纹的运用就出现在该时代。东汉已形成简单的法医检验方法，三国司法物证的范围较前代有所发展扩大，从死因检验，伤痕鉴定，到笔迹检验，弹丸鉴定均有出现。以后各代又相继完善了司法鉴定制度。总之，它的发展大体上经历了四个阶段。
关键词 中国古代 物证技术 法医学 司法鉴定 司法审判 发展

第一,司法物证的萌芽阶段 西周——春秋
传说中的獬豸兽断案之类的神明裁判式的取证方法，在中国古代很早的时期就已经被司法审判实践所淘汰，仅仅作为一种古老的神话而载入史册。历史上真正的司法物证出现在西周，下面我们就从西周开始谈起。
西周中、后期，以调整财产关系和婚姻，家庭关系为主要内容的民事法律规范在社会生活中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时期订立民事契约时，双方均在署名后边划一个十字或捺个手印，表示双方信用。这样，就开始形成了司法物证出现的萌芽时期。
在司法审判方面西周审判者首重口供，法律要求审判官“听狱之两辞”，以原告、被告双方的供词作为审判的主要依据。为了保证口供的真实性，西周确立了通过注意当事人表情而分析，认定其口供的真实与否的原则。《尚书·吕刑》称：“以五声听狱颂。求民情”⑴。《周礼》也记载了审判方式上的“五听”原则。在重口供的同时，西周司法活动也注意对证据的运用。据《周礼》的记载，在西周设立“司历”一职，其职责涉及对刑事案件的器械，赃物的管理。对于涉及财产的案件，同样要求人证，书证。据《周礼·秋官·小司徒》记载，一般民事纠纷，应有周围邻居提供证据。有关土地纠纷，则以官方的土地舆图为审判依据；有关债务纠纷，则须以相关的契约作证.⑵
到了公元前771年，西周的司法制度正发展的比较完备，在司法机关方面，周王是最高裁判者，重大案件和诸侯间的争讼，都由他裁决。周王之下，设有专理刑狱的司寇，不但听讼断狱，也主持刑事法令的制定，公布等事宜。司寇之下设士师，士分别负责处理司法工作。各诸侯国的司法机关，制度同于朝庭，不过规模较小。诉讼程度上，民间的狱讼，轻微案件口头向地方主官陈讼等方面是一样的。当时审判诉讼提起之后，也有一个侦查阶段，进行必要的调查和检验。例如《札记·月令》：“孟秋之月命理瞻伤、察创、视折、审断”⑶。可见，西周已有司法法医检验伤害制度。其中“理”是指司法鉴定人员的官职，“伤、创、折、断”是指伤害的不同程度。“瞻察、视、审、“是指不同检验方法。由此可见，我国司法鉴定活动中以法医学为代表的最早时期也是在西周，即公元前七世纪。
春秋时代的子产铸刑书是中国历史上首次公布成文法，但在司法制度方面完全承袭西周，所以物证也没有什么发展。
这一阶段是司法物证出现的萌芽阶段。
第二，司法物证的发展阶段 战国——隋朝
战国时期的物证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特别是楚秦两国，他们在审案中已经十分注意证据的搜集和运用。有鉴于此，下面我们就对楚秦两国确保诉讼证据合法性的制度，获取诉讼证据的方法与策略以及诉讼证据的种类问题予以分析研究。
一、确保诉讼证据合法性的制度
当代诉讼证据具有客观性，关联性和合法性三个基本属性。至迟在战国，这些属性已为楚秦统治者所关注，其中对于证据的合法性问题更是具有一套科学的审查标准和程序。所谓证据的合法性，也叫证据的许可性，是指对证据必须依法加以搜集和运用。证据的合法性不仅要求实质上的合法，而且要求程序上和形式上都必须合法，否则即属非法证据，不具有可采性。
（一）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从包山楚简可以看出，楚国在审理案件时，已有了一套较为成熟的证据规则，其司法官员必须对证人的资格进行严格的审查就是例证，如果证人不具有法律规定的作证资格，其所提供的证词即属非法证据，不具有法律效力，应予以排除。秦国关于非法证据排除方面的规则似不及出国严密，还只停留在经验积累的阶段。
（二）限制刑讯逼供原则
当代法治国家一般都规定，办案人员必须依照法律规定的诉讼程序去搜集、固定、保全和审查运用证据，并且经过查证属实之后，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因此，法律禁止办案人员通过刑讯逼供的方法来获取言词证据。在秦国的司法实践中，虽然允许刑讯逼供，但同时附有限制条件，即只有嫌疑人的主观恶性相当大的时候才能逼取口供。在楚国未发现有关限制刑讯逼供方面的材料，但从楚人对某些疑罪案件的审理原则来看，似乎是不主张刑讯逼供的。
二、获取诉讼证据的方法与策略
在办案中，使用恰当的询问方法和策略，往往有良好的效果。楚秦司法官员对次可谓驾轻就熟，兼听两辞的方法和利用矛盾的策略在审案中被广泛运用，足以证明。
（一）兼听两辞，从真去伪的审理方法。
口供在古代被奉为“证据之王”，因此，当事人陈述或供述在审讯中的地位举足轻重。当事人陈述或供述是指当事人自己就自己所经历的案件事实向司法机构所作的叙述。由于当事人是案件事实的经历者，所以其陈述可以揭示案件的真实情况，对办案人员掌握案件的争议焦点有重要的价值。但因当事人是案件的厉害关系人，其陈述可能村有一定的片面性甚至虚假性，办案人员还得综合运用多种方法和手段，对当事人陈述内容是否真实进行审查判断。《尚书》记载的周代审判程序，在开庭之始就要求“两造具备，师听五辞”。蔡沈注曰：“两造者，两争者皆至也。周管以两造听民讼。具备者，词证皆在也”⑷。楚秦诉讼继承了这一原则。既认真听取原告的陈述，又不忽视被告的供述和辩解，尤其在出国的庭审中，原告和被告的口辞都具有同等的作用。
（二）利用矛盾，揭露犯罪的审讯策略。
此处的利用矛盾，是指办案人员在询问案件当事人的过程中，用以揭露当事人的虚假陈述，进而迫使其转变态度，如实陈述案件事实的一种方法。
三、诉讼证据的种类。
证据的种类，是指根据证据的不同特征和材料来源或表现形式，在法律上所作的分类。从现有材料看，楚、秦两国司法官吏在审断案件过程中已十分注意搜集和运用证据来证明犯罪。可以说，现有国家诉讼中的证据除了视听资料外，其他种类的证据如物证、书证、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被告人供述和辩解、鉴定结论和勘验报告等，在当时大都运用了。
（一）物证
云梦秦简《封诊式·群盗》说。逃犯戊用弩射执行逮捕任务的乙，乙将戊斩首，并缴获两具弩，二十只箭前来报告。这里的罪证弩、箭是戊实施犯罪的工具。又如《出子》中，某里士伍之妻甲告发同里大女子丙将其殴至流产，并呈送凝血状的胎儿作为罪证，这是犯罪行为所侵害的客体物.⑸
（二）书证
云梦秦简《法律答问》：“‘有投书，勿发，见辄燔之：能捕者购臣妾二人，系投书者鞠审献之。’所谓者，见书而投者不得，燔书，勿发；投者得，书不燔，狙审献之之谓也⑹。”这条分为两款。第一款是引用秦律原文：有投匿名信的，不得拆看，见后应立即烧毁，能把投信人捕获的，奖予男女奴隶二人，将投信人囚禁，审讯定罪。第二款是对第一款的解释说明：看到匿名信而没有拿获投信人，应将信烧毁，不得开看；若已拿获投信人，则不要烧毁，以便根据信的内容对投信者定罪量刑。这说明，秦的司法机构在处理案件时是使用书证的。楚国的官吏在诉讼活动中更是广泛运用书证。楚人称登记名籍与户籍的薄册为“典”，“典”作为书证的一种，对及时、正确地审判诉讼案件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包山楚简中涉及名籍或户籍的案件，常以“典”中所记载内容作为定案的根据，由此可见书证在楚国诉讼证据体系中的突出地位。
（三）证人证言。
证人证言是指了解案情的人就其直接或间接了解到的案件事实，向司法人员所作的口头或书面的陈述。楚、秦的司法机构在办理各类诉讼案件中十分重视证人证言，这对于正确认定案件事实具有重要的意义，秦人在审理案件时，已注意证人证言。相比而言，楚国比秦国更重视证人证言。楚人对证人证言的搜集、审查、鉴别和运用，有一套严格细密的规定。上文在讨论确保证据合法性的制度时已指出，楚国的司法官员必须对证人的资格进行严格的审查，作证前还要经过一些法定环节和程序，对搜集到的证人证言要制作笔录。楚国对证人证言的合法性作如此严格的审查，对于确保证人证言的客观性、公正性和有效性，对于正确办理案件，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价值。
（四）当事人陈述。
当事人陈述是指当事人就自己所经历的案件事实向司法机构所作的叙述。上文已经指出，楚、秦诉讼制度继承了《尚书·周书·吕行》确立的“两造具备，师听五辞”、“罔不中听狱之两辞”的原则，在庭审中，将原告和被告的口辞置于同等重要的地位。这一原则为后世立法者所采用。
（五）鉴定结论。
鉴定结论是指受司法机构指派或聘请的鉴定人就案件的某些专门性问题，运用其专门知识、经验或技能，进行周密的分析鉴别后所得出的结论。
在司法实践中，司法机构往往根据鉴定结论定案，但鉴定结论仍然会因主客观原因的影响而产生谬误，所以若要运用它定案，是必须经过认真的审查判断的经验的人。诊断检查如此细致，所得鉴定结论的科学性也自然大大提高。秦人在司法实践中广泛应用的医学知识，充分反映出法医学在战国时期的发达程度。
（六）勘验、检查报告。
勘验、检查报告是办案人员对于案件有关的场所、物品、尸体、人身等进行勘验、检查后写出的报告材料。
楚秦两国的诉讼证据既有统一性，又有互补性。二者的相同之处主要表现为都重视当事人陈述；二者的不同之处则是楚国重证人证言并多由当事人负举证责任，秦人重勘验结论并多由司法机构主动、迅速、及时地调取证据。同时，我国现行诉讼法规定的证据的搜集，审查与判断的许多方法，在春秋战国时期楚秦两国的诉讼实践中已被运用。相应的原则与制度在当时也已普遍确立，这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第一，搜集证据的要求，如客观方面；专门工作和民众结合；依照法定程序；主动、迅速、及时等。第二，搜集证据的方法，如询问法；搜查和扣押物证书证；询问被告人；勘验、检查、鉴定等。第三，审判判断证据的要求，如据以定案的全部证据应查证属实等。第四，审查证据的制度，如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等。第五，运用证据的规则，如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限制刑讯逼供；忠于案件事实真相等。总的说来，诉讼证据是诉讼的基础，一切诉讼活动也都是围绕证据而进行的，楚秦诉讼证据制度的上述合理因素，反映了立法与司法的刑罪相称，罚当其罪的要求，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唯物主义的观点.⑺
秦朝在战国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司法物证和检验制度。据《云梦秦简》记载，在秦朝初期就有“令吏”、“隶臣”兼施尸体伤痕检验和现场勘查工作。司法机关受理案件后，就比较重视现场勘查和法医检验，并作较详尽笔录。例如《封诊式·穴盗》“竹简上记载了某居民家被盗现场的方位，痕迹的形状和大小等情况；现场位于侧房，后墙中央有一新挖的洞，洞沿上有类似宽刃凿子的痕迹。洞外地面松土上留有穿旧了的秦綦履的痕迹。鞋痕全长一尺二寸；前掌花纹密、长四尺；中腰花纹稀，长五寸；墙洞口处留有类似人脚的登攀擦蹭痕迹；松土上留有膝部和手印各六处……⑻”又如《爱书》“经死”中详细记载了各种与案情有关的现场情况；死者尸体悬挂的位置，绳索的质地和粗细、长短、绳套的相交情况，绳套在颈部形成痕迹的颜色，舌头外伸的情况等。最后还区分了自杀或他杀应注意勘查的几个关键问题。在“贼死”中也都强调仔细勘查，以便发现、搜集各种证据和线索，弄清案情真相⑼。这些记载距现在已有二千一百多年，反映了当时在审理案件时，已相当重视和广泛使用各种司法物证。也反映了当时在缢死案件检验方面的鉴定技术和经验已经达到了相当的程度。
除了鉴定技术外，在进行司法鉴定的法律规定方面，也有明确规定。首先，对于死因不明的，原则上要进行尸体检验，违反者要依法予以处罚；其次，检验和鉴定必须有专门人员来负责。从《云梦秦简》的记载来看，县里的“令吏”一职，就是专门负责检验和鉴定的国家公职人员⑽。此外，在鉴定文书的体例和格式方面，也有统一的标准式样，表明对司法鉴定已逐步趋于规范化。
汉朝在物证方面仍以口供为主，并在景帝时定有《?令》。但终汉之世，司法实践中多奉行的是“缓深故之罪，急纵出之诛”，“深（从重论罪）者获功名，平者多后患”⑾。故治狱之吏，多以苛刻著称。对囚犯可罚立考讯，这大概是陈梁时“测立法”的初制。特别是武帝时，倡“论心定罪”，开春秋决狱之先河，司法黑暗。“奸吏因缘为市，所欲活则傅生议，所欲陷则予死比，议者咸冤伤之”⑿。《史书·酷吏列传》所记十人，九人出自武帝之时。从昭帝至平帝六年间，每年处死刑者平均千分之一。史载：

“郡国被刑者而死者岁以万数，天下狱二千余所。其冤死者多少相覆，狱不减一人”⒀
及至东汉滥用刑讯更为普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