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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诉之利益
——基于正当利益的司法保护及中国实践

黄 忠
（西南政法大学，重庆400031）

【内容摘要】在解决新类型诉讼的过程中，针对法律不明的现实，理论上对传统意义上的诉之利益概念进行了拓展。本文将从正当权利的司法保护及纠纷的司法最终解决角度来探究诉之利益的概念、特点及认定标准，由此来更安全、合理地启动诉讼之门。
【关键词】诉之利益 新型诉讼 法外权益

一、问题的提出
就像谷口安平教授所言：“在今天的日本社会里，出现了过去曾未有过的种种新类型
的诉讼。”[1]在当下中国，这种新型诉讼也不断出现。以下引述三个新类型诉讼的典型案例。
案例一：原告陶某因车祸致其嘴唇裂伤，故向法院诉称，因其嘴唇伤裂无法享受与亲人亲吻时的愉悦，而要求肇事者赔偿其亲吻权受侵害而造成的损害。[2]
案例二：1999年7月西安市民王某向法院诉称：被告西安有线电视台在播放《还珠格格》续集时，滥播广告，其中第14集插播广告70条，该集时间共约70分钟，而广告时间就占了27分钟，因而原告认为被告的上述行为侵害了其“正常收视权”，要求予以赔偿。[3]
案例三：吉林省长春市某殡仪馆一大早误将灵车开到陈某家，称要接陈某的遗体，吓得陈母当场心脏病休克，经抢救脱离危险。而事实上，陈某却出差在外好端端地活着。因此在与殡仪馆协商无果后，陈某遂以一纸诉状将殡仪馆告上法院，要求其赔偿医药费及精神抚慰金。[4]
很明显，上述案件中原告所称的利益并未为现行法所“涵摄”，换言之，这些利益是没有被现行法赋予其“法律上之力”的，因而从严格执行现行法律来讲，这些纠纷是不能被纳入诉讼程序的。然而，另一方面，我们又不得不承认，这些利益完全不同于赌债，它们在道德上是合情合理的，而且也符合一般人的正义观念，更为重要的是这些权利在国外已为立法，尤其是司法所认可。
针对现行法律的禁锢和乏力，要想对这些利益予以司法保护，就须对我们的现行的诉讼法理论加以修正，必须要找到一种新的理论对这一问题的司法解决提供强有力的支持。诉之利益正是基于这种认识而得以修正和发展的，从过去作为防止滥诉意义上的诉之利益到现今作为诉权保护意义上的诉之利益，其概念本身亦有其不断演进，甚至嬗变的过程。因而正确认识诉之利益在当下社会背景中的恰当内含并基于此而构建一种可行的诉讼程
序，应当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因为这两个问题的解决从根本上说是符合保护公民
正当利益的现代司法理念的。当然，为取得对诉之利益的广泛认同，首先必须要在理论上阐明对这些存于法律之外的利益予以司法保护的原因所在。所以本文将首先对法律之外正当利益的客观存在及须给予其司法保护的原因进行阐述；然后对诉之利益的含义、特点作以分析，进而提出认定诉之利益的参考标准；最后从中国的司法实践出发，提出几个在司法实践中运用诉之利益解决新类型纠纷的过程中所应注意的问题。
二、给予法律之外的正当利益以司法保护的原因分析
（一）法律之外亦存有正当利益
1．权利不限于法律上的规定，法定权利不是权利的全部。[5]这一观点已被法理学所普遍认同。换言之，法律上的权利仅仅是整个权利（或说利益，下同）体系中的一部分，除此之外，亦存有正当的利益。为了更好地认清这一部分与整体的关系，有学者提出了权利的三种存在形态理论，即将权利分为“应有权利”、“法定权利”和“现实权利”三种。按此论述，“应有权利”、“法定权利”和“现实权利”三者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其中作为价值概念的应有权利，是指人们积极追求的合乎道德的应为法律所确认和明确保护的权利。注意，这种权利实际上不一定已为现实法律所确认，但却是“应当”在目前或将来予以确认的。而法定权利则是应有权利的法律化和制度化。最后，现实权利则是法定权利实现的结果或形成的一种实有状态。[6]很显然，从价值化、法律化和实践化三个角度来认识整个权利体系，我们就必须承认在法律外亦存有正当的利益，即“应有权利”。
2． 理论是灰色的，而生活之树却常青。同理，随着社会的发展，作为一种上层建筑
的法律亦有着不可回避的滞后性。实际上，纠纷的发生不是依据实体法律设定的规范和模式，而是根据社会条件和社会生活本身的运行而出现的，我们如果承认立法与社会生活存在距离（笔者注：这是不言自明的事实），自然不能要求纠纷的形成与实体法律的规定保持一致，否则真是削足适履[7]。质言之，任何法律由于都是过于制定的，因而，肯定存在“新生的权利”。
3． 成文法总是有漏洞的。由于实体法规范的普遍性特征与事物的特殊性，立法者认
识上的局限性和社会关系的无限复杂性，法律语言本身的模糊性，决定了法律本身必然有着天生的不合目的性，不周延性，即完全有可能存在“漏列的权利。”
4．宪法权利亦是必须加以保护的。现实中针对上述案件，法院多以于法无据为由作出不予受理的裁定。然而，我们必须要注意到，在我们的法律体系中，不仅有《民法通则》、《合同法》这样的基本法，更有其上位的根本大法《宪法》。具有“法律上之力”的权利，其力之来源决不应局限于基本法，更应包括《宪法》。更重要的是，在成文法国家，宪法存在的一个重要理由就是弥补一般法律的漏洞，避免出现法律真空。所谓法网恢恢、疏而不漏，在一定意义上正是指在一般法律的后面，还有一个最高法即宪法把关，可以避免法律漏洞的发生。[8]诚然，这种认识无疑是正确的。另一方面，虽然，在司法制度上，我们仍未真正确立宪法诉讼制度，但实践中，公民以《宪法》的名义来维护其正当权益的事件不断出现。从青岛三位中学生状告教育部到北京一老汉手持“宪法”拒绝拆迁。①这些事件都表明，无论是从维护《宪法》之权威性，使之不会成为所谓的“闲法”；还是从保护公民正当合理的权利来讲，都必须确立宪法诉讼机制。
综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在法律规定的“法定权利”之外，亦存有“应有权利”、“新生权利”、“漏列权利”和“宪法权利”等正当权利。为了克服这种缺失，一个重要的补救措施便是将人的因素（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引入法律的运作程序，以司法者的认识来补正立法者认识之不足，使绵延的司法过程成为短暂的立法过程的逻辑延伸。[9]
（二）因上述权利而生的纠纷应纳入司法程序予以解决，进而赋予其“法律上之力”。
如果，我们承认在法律之外有正当权利的存在，那么我们必须在这些权利难以实现时，赋予其“法律上之力”。也就是说，对因各种正当权利而生的纠纷不能以于法无据而不予受理，对此，理由如下：
1． 从权利本身的概念上讲，一方面“无救济则无权利”，另一方面“无法走向和接近
救济”亦无权利。[10]能否将上述的纠纷纳入司法程序加以解决，不仅影响公民的诉权本身，亦对其实体权益有巨大影响。仅仅承认法律之外，亦存有正当权利，但却在该种权利受到侵害时不予救济，则无异于从根本上否定了这种权利的正当性。从法理学角度讲，承认权利的存在，就必须予以保护。
2． 从国家的职能来讲，对上述纠纷的司法最终解决是符合国家职责的。在现代国家
中，不仅国家力量取代了个人力量，“公力救济”取代了“私力救济”，而且，“公力救济”也被视为国家的一项职责。[11]国家及附属机器的产生和出现，是为了防止人类在无谓的冲突中归于消亡，国家产生的重要使命就在于凌驾于社会之上而调节和遏止社会冲突[12]。因而即使法律对当事人的纠纷没有纳入法律规范予以调整，但法院亦不能以此拒绝审判，因为这不符合司法以解决纠纷为宗旨的含义。正是因为此《法国民法典》中便有法官不能以无法律依据为由而拒绝审判的规定。
3． 从世界的发展趋势来看，这种纠纷也是应纳入司法程序予以解决的。从《世界人
权宣言》第8条：“任何人当宪法或法律所承认的基本权利受到侵害时，都有权向有管辖权的国家法院对这种侵害行为请求实际的救济。”实际上，通过在既定法律中开列权利清单，以立法的形式来构建和完善权利保护体系决非正当权利保护的唯一方法。在法无明文规定时，司法亦负有保护正当权利的重任。对此，我们可以观照一下英美法的发展史就不难发现，可以说整个英美法的发展在一定意义上就是一个通过诉讼从而引发权利的不断生成和拓展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法院通过个案的解决一方面实现了对公民正当权利的保护，同时又使自己赢得了声誉。对此有学者指出：“保护潜在的权利人也是判例法有着旺盛生命力的缘由”[13]。基于此，德、日等国家亦开始了类似的尝试，从而在司法实践中拓宽了法院的受案范围。如日本有关日照权的诉讼。
当然，必须认识到，从严格依法审判的角度讲，上述纠纷似乎存在“法律上的不明”，
因而在实践中要想解决纠纷必须找到一个令人信服的理由。对此我们不妨借用一下证据理论中的证明责任的概念来作以论述。我们知道，事实和法律是三段论式的判决中的两个必要前提。然而在现实际中，案件事实有时是很难查清的，或根本就不可能查清。但另一方面法院又不能以事实不明为由拒绝裁判，所以在证据理论中就产生了证明责任这一概念。从根本上讲，证明责任所针对的便是事实不明问题的处理。沿着同样的思路，由于法院亦不能以无所法律依据为由拒绝裁判，因而我们针对“法律不明”，也可找到一个解决方法——诉之利益。换言之，当纠纷无法律依据时，可凭诉之利益来予以受理。
但是，必须指出的是，承认诉之利益作为发动诉讼基础的观点，并不是否定管理权理
论的价值，而是说在传统理论不能解决问题时而适用的一种补充性理论，对此仍可借鉴证据理论中的危险领域说对法律要件分类说理论的补充作用来予以认识。
还需指出的是，由于英美法实践的是事实出发型思路，因而在英美法中上述纠纷是很
容易进入司法程序的。因而在英美法中就不需要存在诉之利益的概念。正是因为此，在美国才会出现儿子告老子，学生告老师，顾客告理发师等在我们看来是不能理解的诉讼。[14]由此，在英美法中如何防止滥诉便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然而，在大陆法国家中由于其贯彻的是法规出发型的诉讼理念，它在诉讼启动前便以既定法律对各种纠纷予以筛选，这必然会减损对正当权利的保护范围。在实践中很有可能将那些请求对正当权利予以保护的诉讼拒之门外，也许正是基于这种认识，传统意义上的诉之利益便一反其消极的排除不当诉讼的功能，转身具有了保护公民正当权利，扩大司法保护范围的积极价值。除特别说明，下文都是在诉之利益的积极功能层面上加以展开的。
三、诉之利益概念、特点及理论研究价值之探究
在我看来，诉之利益概念的修正在一定意义上讲是“西法东进”的结果，大陆法为适
应急剧变化的社会环境，谋求对公民权利的更大保护，因而必须首先在可诉范围上打开闸门。诉之利益便是启动这扇闸门的一把重要钥匙。由于这一钥匙的提出或说其价值从消极转向积极主要是学习和参照英美法实践的结果，因而在现有的理论中对诉之利益的基本内容、特点和理论研究的价值等问题都未有深入的研究。但要使得诉之利益课题研究的深入，对上述问题又不能回避。因此，本文尝试对上述问题作如下分析。
（一） 诉之利益概念之界定
当下，对诉之利益概念进行阐述的文章并不多，但许多学者在对诉权的论述中对此也
予以了界定。以下是几种较有代表性的论点。
江伟教授认为，诉之利益是指民事权益受到侵害或与他人发生民事纠纷时，需要运用
民事诉讼予以救济的必要性。[15]左卫民教授亦持这种观点。[16]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大常委会


乌鲁木齐市保护老年人合法权益的规定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人大常委会


（1990年6月16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乌鲁木齐市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通过 1990年9月8日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六次会议批准）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社会保障
第三章 家庭保障
第四章 自我保护
第五章 奖励和处罚
第六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保护老年人合法权益，发扬中华民族敬老、爱老、养老的道德风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有关法律的规定，结合本市实际情况，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保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是国家和社会的共同责任，是公民应尽的义务。
第三条 本规定所称老年人，系指各民族六十周岁以上的公民。
第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和社会组织应积极发展老年人事业，逐步建立和健全社会保障制度。
第五条 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老年人依法享有的权利。禁止侮辱、诽谤、虐待和遗弃老年人。
第六条 老年人应学习、遵守纪律，履行法律规定的义务，依法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第七条 老年人工作部门应积极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调查研究、统筹规划、组织协调、督促检查老年人工作，推进老年人事业发展。
第八条 凡是在本行政区域内的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以及居住在本行政区域内的各民族公民，均应遵守本规定。

第二章 社会保障
第九条 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应负责做好本单位老年人的管理工作，保证退休（含离休）老年人享受国家规定的各项待遇。
第十条 生产、供销、商业部门应积极组织生产和经营老年人需要的生活用品。大商场和有条件的商店应设老年人用品专柜，为老年人生活服务。
第十一条 城乡规划、设计、房屋开发、房产管理部门和建设投资单位，在新建和改造居民或职工住宅区时，应建设为老年人服务的活动场所。
第十二条 教育部门应重视老年人教育，积极支持有条件的地区和部门开办老年学校，满足老年人学习的要求。
第十三条 文化、体育、园林部门，应利用各自的场所和设施，积极为老年人文化、体育活动提供优惠服务。
第十四条 卫生医疗部门，应根据条件开设老年人门诊，设立家庭病床，为老年人就医提供方便。
第十五条 民政部门应积极兴办城乡社会福利院、敬老院，为集中供养的老年人做好服务工作。应组织动员城市街道和乡（镇）办好敬老服务站，开展对散居老年人的社会服务工作。
对丧失劳动能力、无经济来源、生活无依靠的老年人，实行保吃、保穿、保住、保医、保葬的五保制度。
对烈属、军属中的孤寡老年人，应按国家有关规定给予优待。
第十六条 新闻、文艺、出版部门应充分发挥舆论监督作用，提倡和发扬敬老、爱老、养老的良好社会风尚，揭露和反对侵犯老年人合法权益的行为。
第十七条 社会群众团体应发挥本组织的作用，积极开展多种形式的敬老、爱老活动，维护老年人的合法权益。
第十八条 中外合资经营企业、私营企业、个体经营和合伙经营企业中的经营者及其从业人员，应参加养老保险。
第十九条 国家机关、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和基层群众组织，应在国家允许的范围内，根据本人的自愿和专长，鼓励和支持老年人开展力所能及的社会服务活动。
第二十条 国家、集体、社会团体拨赠给老年人福利机构的资金和物品，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截留或挪用。不得侵占老年人福利机构的财产。

第三章 家庭保障
第二十一条 赡养、扶助老年人是其成年子女应尽的义务。有负担能力的孙子女、外孙子女，对子女已经死亡的祖父母、外祖父母有赡养和扶助的义务。
第二十二条 有负担能力的子女，应保障没有经济收入或者收入低微的被赡养人的生活水平不低于与其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员的生活水平。赡养费数额由被赡养人与其子女商定。商定不成时，告诉的由司法部门依法处理。
第二十三条 家庭成员应尊敬、爱护家庭中的老年人，生活上应给予照顾，患病时应及时治疗和护理；子女与其赡养的老年人分居时，应主动承担老年人的家务劳动或其他劳动。
不得强迫老年人劳动。
第二十四条 保护老年人的婚姻自由。子女或其他人不得干涉丧偶、离婚的老年人再婚。
不得妨害老年人再婚后的生活。
成年子女不得因其赡养的老年人再婚而拒绝履行赡养扶助的义务。
第二十五条 老年人合法的收入、储蓄、房屋、生活用品和其他财产，受法律保护。家庭成员不得抢占、抢分或者以其他方式侵犯老年人的个人合法财产。有独立生活能力的子女不得迫使老年人提供经济资助。
第二十六条 老年人居住的房屋，未经本人同意，其成年子女不得以任何理由挤占。不得强迫老年人迁居条件低劣的房屋。
第二十七条 老年人有依照法律规定继承配偶、子女遗产的权利，家庭成员或其他人不得侵犯。
在分配再婚老年人遗产时，应保证其配偶依法应继承的份额。
第二十八条 老年人依法立遗嘱处理自己的合法财产，或依法与他人签订遗赠扶养协议时，子女和他人不得干涉。

第四章 自我保护
第二十九条 成年子女不履行赡养、扶助义务，以及老年人的财产、人身权利受到侵犯时，老年人有权要求成年子女、侵权人所在单位或居（村）民委员会调解；也可以要求当地政府解决；或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
第三十条 合法权益受到侵犯的老年人，不能参加诉讼活动的，可以要求居（村）民委员会或社会团体为其推荐诉讼代理人，或直接委托诉讼代理人进行诉讼。

第五章 奖励和处罚
第三十一条 对执行本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组织或个人予以表彰和奖励：
（一）热心老年人事业，在敬老、爱老工作中做出显著成绩的；
（二）积极履行赡养、扶助义务事迹突出的；
（三）积极维护老年人合法权益事迹突出的；
（四）老年人自尊、自重，自觉遵守社会公德，积极促进家庭和睦、邻里团结事迹突出的；
（五）执行本规定其他方面有显著成绩的。
第三十二条 对违反本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组织或个人，根据情节和后果给予批评教育、纪律处分或行政处罚；构成犯罪的，依照法律规定，由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
（一）歧视、侮辱、殴打老年人的；
（二）不履行赡养扶助和医疗保健义务，遗弃、虐待老年人的；
（三）干涉丧偶、离婚老年人再婚自由的；
（四）抢占、抢分老年人合法收入或其他合法财产的；
（五）挪用、截留老年人生活福利资金、赠品或侵占老年人福利机构财产的；
（六）因失职而使老年人的合法权益受到危害的。

第六章 附 则
第三十三条 本规定适用于年龄不满六十周岁而按照国家规定的退休年龄的各民族职工。
第三十四条 本规定由市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负责解释。
第三十五条 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1990年9月8日